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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篇19 宰相的倒台（第2页）

如果可以，王士廪也希望刘维箴能够圣寿延年，但情况紧急攸关社稷安危了，做一些应对准备也是应该的，毕竟也是为国家大局考虑，他可以做此解释。

于是，在确认皇帝昏迷，并且长时间不见好转之后，王士廪开始行动了。

如果说，联合众宰臣，对朝廷诸部司衙署进行紧急管控，还属他职权范围内的维稳措施，那么以尚书令名义，敦促枢密院下达戒严令，乃至于越过枢密院与几名禁军将领取得联系，并通过武德司监察京畿，这系列行为就很难逃脱逾制乱法的嫌疑了。

王士廪的祖父王玄真，履历实在丰富，从武德使到封疆大吏，再到辅政宰臣，给王氏子孙打下了丰厚的底蕴。

当王土廪崛起之时，那些底蕴也就逐渐转变为实力。

经过二十多年苦心孤诣的经营，王士廪的影响力已经十分广泛，几乎覆盖帝国军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并不乏强力实权部门。

由此可见，正统时代下王士廪这个尚书令的权威有多强大，也可知在过去的八九十年间，帝国政治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迁。

若是在世祖时期，宰相把手伸多长，他坟头的青草便有多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时与赵普相争的卢多逊了。

即便从太宗时期开始，对“首相”

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对其权责也是有相当严厉的约束的，世宗皇帝就更不用说，他统治生涯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收权、揽权，强化皇权上。

也就是到刘维箴继位后，尚书令的权威是一任比一任强，直到出现王士廪这样一位权谋家。

但有一说一，王士廪的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得是在这样一种“特殊”

的历史时期及条件下，方才崛起这样一个权相。

与此同时，以汉帝国上百年方形成的政治生态与格局，其强大、顽固程度，实则也非王士廪所能轻易撼动。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皇帝刘维箴。

也就是在倒台之后，王士廪才真正、重新认识到，比起皇帝的信任与支持，他二十余年所积攒起来的权势，只是空中楼阁，缺少了刘维箴的背书，就像抽掉了柱梁，面对那些早已深根于帝国方方面面的功臣老贵的反扑，最终也只有轰然倒塌的结果。

在刘维箴昏迷的一日多里，当然有许多忠心耿耿的臣僚，表现最突出也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内侍行首蔡诀，以及大内都指使崔镐。

前者不必多说了，不仅保命，还严格督促御医救治，形影不离地照顾，为挽救刘维箴尽一切努力。

至于崔镐，乃开宝名将、兴平伯崔翰之后，事发之后他只做了一件事，率领大内军牢牢守备宫城、皇城，控制进出，尤其是御驾所在垂拱殿，五百侍卫严密守护，打消了诸多染指企图。

而其余大臣的所作所为，最让刘维箴寒心的，也莫过于王士廪了。

如果说其他事项都还有解释的空间，那么他在晚些时候，将太子刘修远从东宫接到广政殿的做法，则使几十年君臣之间再无一丝信任余地。

当然，君臣之间所谓的心心相应，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两，其中也必定存在有关政治利益与形势的内在逻辑。

而那套“逻辑”

，从刘维箴醒来，并了解到在他昏迷期间帝国大臣们都做了哪些事后，便开崩溃了。

对王士廪的举措，刘维箴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初扶立了一个皇太孙，如今还欲扶立一个皇太子？朕还没死！”

这句评价，也宣告了王士廪政治大厦垮塌的开始。

作为帝国皇帝，哪怕是刘维箴这么个人，一举一动都对朝局政情有着重大影响。

在他恢复意识后，京畿之内的风波在短时间内全部平息，一切又仿佛回到之前的样子。

当然，那只是一种错觉。

经此一“劫”

，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刘维箴，也让帝国政局迎来一个重大转折，而朝野内外反复酝酿了三年多的政潮暗涌终于迎来一场彻底的爆发。

从正统二十四年二月开始，朝中再度爆发出针对“相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