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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才智留下小说（第1页）

会议开了一半，各个老总已是抓耳搔腮，碰到难题了。

忽然有人推门伸进半个脑袋，悄悄告诉我，有个新员工来报到，问我是让他在会议室等，还是……我那时在人事部工作，知道今天对外联络部有个干事要来报到。

我答，让那人也来听听吧。

我想今后把这收集情况的工作转到联络部去。

来人叫耿虎，中等个子，虽然30岁出头，但长着张娃娃脸，还是显得年轻。

他就在会议桌旁边找了个凳子坐下。

这是我们每周的例会，倾听我们派到海外公司当地办事处的中国员工骨干的工作汇报，海外公司老板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改进；中国员工素质如何提高，适应改革开放需要。

会上，海外A公司的中国员工陈先生讲了个中国员工工资水平太低的实际情况，各抒己见。

A公司在上海办事处已有20多位员工了，根据当时国家规定，外国公司和员工定的工资划入我们公司，我们公司除了给他们在原单位的工资后，再给他们提成5%。

有的员工就觉得，现在到海外企业机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收入比原单位增加不大，产生消极情绪，有的要打退堂鼓了。

A公司的老外也很不理解，以为我们给你的工资，你们只能拿到5%啊？对中国的政策不理解，很不满。

有的老外为了稳住中国员工，只得私下给点收入，不顾违反国家规定。

这问题该如何处理，老总们讨论来讨论去，一下子拿不出妥善解决的办法。

国家刚开始实行开放政策，新中国成立前的洋行纷纷来设立机构，大家都在摸索逐渐开放的模式。

国务院和各省市都有明文规定，向海外企业常驻国内机构派遣中国员工须由当地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办理。

我们公司就是滨海市政府指定的专门机构。

我们向外国机构派遣中国员工，他们的工资当然由我们公司给他们。

根据规定只能是这种模式，改变工资发放的模式是要市政府批准的。

从公司得益来讲，这种模式公司留存得多，公司当然愿意。

那时，人才也紧缺，海外企业向我们提出要什么样的人，到我们推荐给他们人选，至少要一个星期，除了有现成的人选，哪有那么巧。

这些人选至少要懂点英语或日语吧，但改革开放初期懂外语的人才不多，即使懂外语的，人才单位所有制，原单位出不来。

一个仅读完《许国璋英语》（第2册）的人，已是很受外商欢迎了，有的后来做大了业务，做上欧洲某国上海办事处的副总经理。

那是后话。

有的中国员工从里弄生产组招来，收入比较低，现在到外商办事处工作，不但工作环境改变了，穿上了西装，戴上了领带，外出还有小车乘，收入比一般市民高，很是满足。

但对那些原来就在单位外事部门工作的人员来讲，他们进了外商机构工作，就觉得变化不大，收入增加不多，担子倒蛮重，积极性不高，有的还想不干了。

会议在“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如何解决”

的话语中结束。

会后，我就和耿虎说，今后这块听取情况汇总就交给你了。

他笑着点点头，露出一对虎牙。

我陪他去对外联络部上任。

耿虎原在滨海造船厂销售科工作，后来经人介绍过来的。

他的人事调动还是我去办的。

我看了他的人事档案，没什么特别的，在和他们人事部领导交谈时，他笑着和我说，这个人不错的，原来内定要任厂长助理的。

我问，他自己知道吗？“那怎么会知道。”

对方答。

那他为什么离开万人大厂呢？对方只是笑笑，没有答复。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还是干部离开了，就讲人家一点好话。

这成为我想解开的一个谜。

对外联络部当家的副经理印槐，近30岁，一头天然卷曲的头发，配着西装领带挺精神。

他的皮肤有点黑，说话声音低沉，看上去很是稳重，显得比年龄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