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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秀（第2页）

，通过“巧妙的法律解释”

，抛弃、废止旧时代的魏玛宪法，有选择性地适用纳粹势力颁布的几部法律，例如《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等，授权纳粹政府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包括个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信秘密、言论和集会自由、结社权甚至私人财产权等。

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一旦丧失了良心，其作恶的危害性更大。

因为这些法官能通过精细而令常人难以反驳的方式，盗用正义和法律的名义，对“罪恶”

做乔装打扮，最终使得乾坤倒置、正义和公平荡然无存。

到纳粹时代结束时，德国法院一共判决了8万人死刑，并且80%的判决都执行了。

即便这样，纳粹政权对于这样努力满足其目的的正式法庭仍然很不满意，还在其之外建立了特设的法庭以回避正式程序。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国民法庭”

。

在这个法庭上被审判的被告，不用经过严格的程序，就能被随意地抓起来。

比如，有些人可能只是在晚餐上和朋友的母亲谈了些讽刺德国独裁者的话，就被判处死刑。

从1934年至1944年，被“国民法庭”

判处死刑的就有8000多人。

盖世太保们甚至对此还不满意，他们往往等候在法庭的外面，一旦法庭实在找不到法律的理由最终宣告当事人无罪，他们就直接把被告抓走，然后让其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鉴于此，很多人都更希望被法庭判为有罪。

在世人的心目中，法官是法治的维护者，法律人凭借着高深的专业素养和法律伦理，维持着这个社会基本的正义和公平。

然而，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苏维埃法律人员扮演的角色，二战时期德国司法官员对纳粹的助纣为虐，却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疑问：正义和公平，真的是审判的最终目的吗？

纵观人类审判史，从最早的来源于神意，到探索犯罪者心灵秘密的大陆纠问式审判，以及由外行参与的英国陪审团式审判，无不体现人类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司法制度的本质。

审判毫无疑问有展示审判者权力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民众的参与也限制了司法权的滥用。

尤其是在当代西方国家，在分权制和多党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无疑赋予了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司法权利。

无论是苏联还是二战时的德国，司法系统在黑暗背景下的沦陷是毋庸置疑的，或者说，司法系统存在的目的都值得认真思索。

也许维辛斯基的座右铭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绝大多数法律人的内心信条：“我从不相信抽象的正义。”

服从当时的威权，苟且地活下去，甚至不惜充当独裁者的帮凶，才是当时绝大多数法律人的第一信条。

他们为了自己的苟活，可以让嫌疑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或者遭受刑讯逼供或者长期隔离关押；可以以嫌疑人亲人命运为要挟让其认罪；甚至不经公开审判即判决被告人死刑并秘密执行。

然而身在当时的人们，又何尝怀疑过自己做出这些决定的合理性？或者即便想到了不正当性又有几个有勇气脱离现实？

历史，往往不是你以为的当下。

本文参考书目：

《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德）英戈·穆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质问希特勒—把纳粹逼上法庭的律师》，（美）本雅明·卡特·黑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美）克劳斯·费舍尔，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英）萨达卡特·卡德里，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201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