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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父老乡亲（第2页）

小时候听爹讲，他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用家徒四壁形容当时的家境丝毫不过分。

爹的兄弟姐妹又多，就在民国十八年陕西关中那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大饥荒中，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饿殍满地，哀鸿遍野，守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寻求活路，在大爷一家和村子里的人陆陆续续外出逃荒要饭之后，我爷和我婆也拖家带口，踏上了一路向东逃荒要饭的艰辛道路。

听爹讲，那一年整个陕西关中都遭受了大旱灾，走到哪里光景都不好，一路上很难讨到吃的，多数情况下只有忍饥挨饿。

万般无奈之下，我爷和我婆狠狠心，先后把两个姑姑卖给了沿途家境稍微好一点、家里又需要女娃娃的人家，算是给女儿们找了条活路。

骨肉分离的切肤之痛，刻骨铭心，那一种痛苦，只有我爷和我婆，包括爹他们那两代人心里最清楚、最有感触。

我常常在想，不到万不得已，谁又情愿做出卖儿卖女、骨肉分离的事情！

年馑过后，我爷发现光靠租种别人家的地，是养不起一家人的，就自个儿悄悄地到了岐山，后来又转道去了兰州，发现当时的食盐生意可以做，就小打小闹地从兰州贩点盐用牲口驮回老家卖，从中赚取个差价。

慢慢地爹也大了，能跟着爷爷一块儿去兰州用牲口驮盐了，从此我爷成了我们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生意人”

，“刘盐客”

这个绰号慢慢在老家那一带叫开了。

附近村庄谁家缺盐吃，就到爷爷家里来买，渐渐地家里有了一点点积蓄。

后来，爷爷和婆用积攒下的钱，好不容易翻盖了五间瓦房，买了五亩土地，家里的光景开始好转。

爷爷和婆省吃俭用，想方设法又给爹和二爹办了婚事、成了家。

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起色。

我爷当年的经历，让人肃然起敬。

（二）

我婆从小家境贫寒，没有文化，但温顺贤淑，和蔼可亲，在家里更是爷爷持家理财的贤内助、好帮手。

在我的记忆中，我婆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很有办法。

在儿孙们面前，她对我爷顺从多，反对少，能给足爷爷面子，有别的想法，下来商量。

对三个儿子，心里虽然有轻有重，但表面上绝对是一碗水端平。

爹在三个儿子中是老大，平时干活最多，吃苦最多，我婆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对大儿子更多的是抱有一种欣赏。

二爹自幼身体单薄，不能干重体力活，我婆总是让爷爷和爹从中帮衬，不让二爹过于劳累。

我婆内心里最疼爱的还是三爸，三个儿子中，三爸当过兵，转业后成了吃“公家饭”

的国家干部，先后在建合、上宋公社当主任。

那时候，公社主任在老百姓眼里，就是顶天立地、赫赫有名的“大干部”

，也是我爷我婆和全家人骄傲自豪的资本。

那时候的农村，当爹娘的普遍疼爱碎儿子，我婆自然更是疼爱三爸。

只是我婆心里有数，儿子们如果在一件事情上失去了什么，她一定会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给予弥补，把儿子儿媳们的关系处理得和睦融洽。

在三个儿媳妇面前，我婆从来不摆婆婆的架子，极少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时候，有事情总是轻声细语地和儿媳们商量。

加上儿媳们谦让有加，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极少发生过婆媳不和、打捶骂仗的事情。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爹兄弟三人分了家。

分家前我爷带着我爹和二爹拼死拼活在城背盖起了七间新房子，我爷和我婆、二爹、三爸全部搬到了城背新房子去住，只把我们一家留在了老屋。

老屋房子破旧，院子狭窄，几乎就没有能够玩耍的地方，我就常常跑到城背新房子去找四弟润生、五弟五生玩。

赶上吃饭，我婆总要给我和润生、五生做凉拌扁豆粉、热炒绿豆粉、搅团、糊汤等关中小吃。

印象里我婆做的墩面最好吃。

所谓墩面是指把面和软一点，面擀薄一点，下成一锅面，汤要少，捞出来以后盛在碗里，等面坨了以后再用刀切成方块，拌上油泼辣子和蒜水吃。

那一种口感嫽得没边边，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口舌生津。

在我的印象里，我婆有两手绝活：一是会剪衣服和鞋样。

村里的女娃娃、新媳妇剪衣服或者剪鞋样，常常来城背新房子找我婆帮忙。

二是我婆会扎耳朵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