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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巨头诞生（第2页）

1911年6月21日，联邦法院宣布了最终判决，杜邦公司必须一分为三。

根据判决，除了原有的杜邦·尼莫尔公司之外，需要另行建立赫克勒斯火药公司和阿拉特斯火药公司。

新建立的公司，将由杜邦公司负责提供技术设备与生产工艺，分别生产黑色火药和高能炸药，但其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必须只能在50%和42%以内。

这项裁决将杜邦公司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地导致这家巨头公司的全部账面资产减少2000万美元。

但在裁决背后，杜邦公司动用了各种关系和能力进行活动斡旋，将损失控制到最小。

账面上的那些损失，实际上是对已过时的黑火药生产设备所进行的淘汰，即使没有这项裁决，公司依然会进行技术改革，花费成本去迎接新的竞争。

更不用说，在公司进行了分拆之后，杜邦家族也得到了想要的补偿。

新建的两家公司所发行的1000万美元债券和1000万美元普通股，依然归于杜邦家族的主要成员，即老杜邦公司的持股人手中。

因此，即使公司表面上被一分为三，实际上统一的控制权并未改变。

相比之下，最明显的改变，是阿尔弗莱德与科尔曼之间的积怨与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弥合的程度，转而呈现公开化的尖锐对立。

1913年1月，阿尔弗莱德选择了离开杜邦公司，前往法国。

他的离职出走，意味着科尔曼排除了对立面，实现了对公司的整体领导。

自然，科尔曼也没有忘记在公司中对阿尔弗莱德的亲信进行排挤和消除，以便肃清非嫡系对实现个人权力的干扰。

虽然实现了对公司的完全掌控，但此时的科尔曼，已经不止关心手中的财富。

他深深感到在美国，单纯只是经济界的巨人，还远远不够强大。

换而言之，只有富豪的角色，很难真正保护自身和家族的利益。

于是，他的兴趣开始逐渐从企业经营，转向政治领域。

在他不断追求新高峰的人生路上，他树立起更为高远的目标，那就是要在整个杜邦企业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去竞争州长乃至问鼎总统宝座。

为了让自己更加贴近政坛的中心，科尔曼的个人活动地区从威尔明顿逐渐转向纽约。

他在纽约买下了21层高的麦卡尔平饭店，并建造了沃道夫·阿斯多利亚饭店和几家其他饭店。

以这些产业为社交活动中心，他摇身一变，从特拉华州的富豪，变成了纽约惹人注意的社交达人。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科尔曼总是能别出心裁地设计出崭新的公关做法，例如每当新年到来之际，他就会驾驶着自己引人注目的豪华轿车，在纽约市车水马龙的主要街道周游，当他看见路边的交巡警，就会停下车，然后主动上前，为每人派上20美元的红包。

由于这一“慈善”

行为，他很快就被委任为纽约名誉警察局长，并博得了从政界到民众的一致好感。

尝到了政治生涯作秀的成就感，科尔曼的兴趣被充分激发，他将杜邦公司的所有事务交给了皮埃尔·杜邦，并委任他为代理总裁。

这样，“三巨头”

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瓦解了：皮埃尔独自一人管理公司，应对着联邦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承担着所有责任，而科尔曼却只是自作主张地以个人身份和总统及司法部长接触。

围绕反托拉斯诉讼，双方之间迥异的处理方式，埋下了二人之间的矛盾隐患。

不久后，由于科尔曼已经好几年不过问公司事务，缺乏对诉讼案全面深入的了解，和总统与司法部之间的谈判也宣告失败，这进一步增加了皮埃尔对他的不满。

在诉讼案败诉后，科尔曼绝口不提自己的随意行动，而是通知皮埃尔，打算对公司上层机构实行再次改组，力图驱散败诉阴影。

皮埃尔对此本来并无异议，然而，当他知道科尔曼的计划时，他顿时感觉如坐针毡。

原来，科尔曼通过改组，取消了公司总裁职位，撤换了公司执委会的部分委员，采取与先前各部门与执行委员之间的直接联系方式。

不仅如此，他还硬要将根本不懂生产管理，缺乏企业经营经验的威廉·杜邦塞入领导层，这无疑引起了皮埃尔进一步的反感。

皮埃尔知道，科尔曼和威廉两人关系密切，彼此是连襟关系，而威廉又是公司前董事长亨利·杜邦的儿子，握有公司一定的股份。

很显然，将威廉引入高层，是科尔曼下的一步妙棋，他希望以此来平衡皮埃尔的权力，进而形成新的三足鼎立之势。

面对如此明显的意图，皮埃尔当然要寻找反击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真的到来了。

科尔曼热衷于在纽约的发展，但政界活动却是一场全面烧钱的战争，他着手兴建公平人寿保险大厦，需要立刻筹集800万美元。

正当科尔曼急于筹钱之时，皮埃尔又给他写来“请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