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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全面出击（第2页）

它首先解除了和平时期由于火药产品销量减少而对公司发展形成的限制。

其次，也为公司转向多元化经营开辟了一条自我成长的路径。

很快，这份方案在杜邦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上一致通过。

在杜邦这样的大企业内，进行多元化经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由于上百年的历史传统影响，即便是三巨头这样的年轻人主政后，带领公司尝试新的生产投资项目，也依然面对着严格的家族要求：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12。

5%，就不能随意上项目。

因此，任何新领域、新产品的投资，无论从外表看起来是否值得，都要经过技术团队的缜密研讨，教给经营管理团队进行市场前景分析和经营可行性探讨，再提交给执行委员会，做出最终决策。

在严格的审核制度下，杜邦公司从对已有庞大生产资源基础的多元化开发入手，不断发展新技术，并将之转化为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经营能力。

人们看到，一战之后，杜邦家族迅速获得了染料专利，掌握了染料制造方法，促使服装与颜料工业发展到新的高度。

他们开发出美观而实用的“杜克”

牌清漆，刺激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他们逐步掌握了四乙基铅的生产技术，这一产品将会促进未来高压汽油的生产。

他们的玻璃纸产品能够提高粮食工业的产量，“派特林”

塑料则会增加无线电的销路，并能够制作成多用途的钢化玻璃。

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人造丝与合成皮革产品，也促进了战后纺织工业和妇女服装工业的复兴。

1920年，运转一百多年的白兰地河阿尔蒂尔火药工厂关闭了。

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件事具有非凡的象征意味，代表着杜邦家族一段历史的盖棺定论。

从此以后，这个家族不再停留于军火生产的烟尘幕后，而是迁移到高大明亮的写字楼中，那里修饰一新而纤尘不染，看上去更像是现代企业。

从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皮埃尔指挥着他的下属，不断开发杜邦已有的能力，不断征服新的兼并对象，不断去发现、开辟和占领新的市场。

进步的时代

20世纪20年代，杜邦公司的主要产品由火药转为化工产品。

虽然其过程绝非毫无困难，但总体而言，这是真正让杜邦获得新生的顺利路程。

1919年，尽管杜邦公司开始从事化工产品和汽车等大规模多种经营，但他们依然在火药制造能力上保有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由于战后的和平缩减了军用炸药的需求，这些产品需要开发新的市场。

为此，皮埃尔和小伊雷内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当凡尔赛和平协议尚未完全签署，杜邦公司已经拥有了第一家军火出口公司。

1922年，关于德国即将开始重整军备的谣言在欧洲大陆不胫而走，为此，协约国举行了第一次战后裁军会议。

皮埃尔和小伊雷内曾为此揪心不已，但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其想要保护公司现有利益的私心，与美国政府希望本国影响力更加强大的态度不谋而合，后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亨利·卡博特·洛奇参议员、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他们一致认为，裁军会议必将限制美国军火制造企业扩大海外市场。

因此，如果裁军会议必须举行，那么就要邀请大企业代表来和政府进行商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皮埃尔很快接到了政府代表团的来信：“兹邀请贵公司派出一名代表，出席非正式的预备会议，以讨论即将举行的旨在控制武器、军火等军事产品方面国际贸易的会议中的经济问题。”

1925年4月，小伊雷内派出代表，前往华盛顿参加这次预备会议。

会议由胡佛部长主持，他开宗明义地邀请到会代表各抒己见，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提供建议。

在明显的鼓励之下，以杜邦公司代表为首，军火工业代表们一致表示，强烈反对可能签署的裁军国际协定。

得到了军火商们的支持，胡佛极力主张出席日内瓦协议的美国代表提案修改“激烈而无法切实可行”

的规章。

天遂人愿，由于美国秉持的坚定态度，裁军会议无疾而终，各国政府对军火生产和贸易的控制问题依旧如常。

1929年，小伊雷内在欧洲和拉脱维亚的销售代理商签订了合同，他还和美国炸药股份公司围绕墨西哥的生意而展开了秘密价格战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实际上，进入20世纪之后，杜邦在军火销售上的注意力就开始向发展中的南美转移。

1904年，公司为开挖巴拿马运河提供了炸药。

1908年，根据巴西政府的请求，杜邦在这个国家建立了爆炸品厂。

1910年，杜邦又在智利购买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硝石矿，并将其改名为奥菲齐纳·特拉华矿。

杜邦之所以如此重视拉美市场，是为了削弱德国军工企业意图复兴而争夺市场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