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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现状考察（第2页）

今天的小说家们却不再高谈宏论，而变得举步轻缓，目光胶注。

今天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与几年前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作法，完全调了个个儿。

小说家们放弃了自己苦苦获得的，并使自己产生过轰动的那些主体性自信，报告文学作家承继这份财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

这恐怕是报告文学家和小说家都始料不及的。

在我们探寻导致这种反差的文学原因时，不能不面对让小说家们更为难堪的事情：报告文学所获得的运思方式，并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自行生发的，而是出于小说家们的主动呈递。

小说家们怂恿报告文学运用小说的运思方式，甘心让自己陷入困境

报告文学与小说在运思方式上相互转换的完成，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但究其始作俑者，着实是小说家们自身。

我们不难想起小说家刘心武曾经写过的几篇“纪实小说”

，但我们很难想到写过几篇“纪实小说”

的刘心武，竟会是转换点上的第一人。

的确是他把小说家的一番作为，介绍、引进给了当时的报告文学。

那时候的报告文学仍然习惯于一事一议，一人一议，非此即彼，褒贬分明。

刘心武把对个体心灵的心理描述和对社会人生的整体关照的小说精神，带进报告文学，用来剖析“5·19”

和“王府井”

。

不过那时他并没来得及获得后来报告文学作家的那份主动，而是用虚构加客观事件的方式，把报告文学与小说强行扭结在一起。

这当然很难说得上成功。

但他至少是把得到小说家认同和张扬的主体心理意识，主动注入报告文学，尽管他沿用的仍是当时报告文学的习惯做法：一事一议，一人一议。

功劳当然不能单单归于刘心武一人。

分享这份功劳的至少还有张辛欣。

张辛欣在稍许的沉默之后，推出了引起轰动的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

在今天看来，张辛欣放下自己习惯于虚构的活计，仍然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在《北京人》的众多篇幅中，在它铺排十来家重要文学刊物的盛况中，在它新进的写作思想和操作程序中，同样聪敏或许更为聪敏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定意识到了小说家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样式的强烈暗示。

于是，新进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文学的外部环境有所变更时，发动了新的巨大的文学冲击。

小说开始失去十年以来的一贯优势。

其中包括一些本应属于小说作者队伍和曾力图挤入小说作者队伍的人，纷纷拥入潮头翻滚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

纯粹的小说家是越来越寂寞了，以至有评论家在说：“传统的、纯粹的文学专业精神可能已不适应今天的中国文学，至少对中国报告文学是如此。”

更有报告文学作家在做这样的断言：“人们对文学的功利性需要已经渐渐超过纯粹的审美需要，文学以其优美征服读者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寂寞中的小说家们自然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

在关照他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做到了什么。

报告文学在运思方式和阅读效果上的实用性选择，正向人们描画一幅沟通、和解的美景今天的报告文学沿用了以往小说的运思方式。

报告文学在认定自身的文体特性的同时，熟练地操作起了活跃在小说创作主体中的内在精神和运思特征。

这表现为，今天的报告文学不再为某一个别的事件和人物处心积虑，它在类比会通的状况上力求涵盖全体；它不再凭借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标准，而是在历史、文化、现实、社会之间做灵活跃动；它不在于解决和认同某一问题，而在于以某一问题为引发，迫使人们对问题本身的复杂结构做广阔而深邃的探寻。

这使得报告文学更为策略、更为机警。

它开始习惯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