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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陈正心一听便明，他道：“胡老弟，你

在浙江的举动我也有所耳闻，确实大快人心，令我汗颜不已。

只是现在洋人势大，而且上海丝行众多，人心不齐，所以往往不能与洋人斗法。”

胡雪岩道：“前辈，洋人的强横想必你也多少有些了解，中国之所以与洋人做生意总是吃亏，就在于人心不齐，人心不齐又在于没有一个可以令大家信服的领袖人物。

你老前辈乃今日上海之名宿，登高一呼，必能响者云集，我胡雪岩便是首应者，洋人践我中华，已非一日，眼见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而我江浙桑农，破产不知几万家也，凡我中**人，不奋起自救，还要待亡国灭种吗？”

一席话说得陈正心半晌回不过神来，突然他把桌子一拍：“胡老板，以前曾听人称你仁义，今日一番言谈，果然名不虚传，枉我陈某长你几十岁，见识竞如此短浅，真乃井底

之蛙也，为国为私，这次我都要帮你一把。”

于是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征询众商行老板的意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们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格肯定会上去。”

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致要求加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

洋人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还想私下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然而却遭到拒绝。

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谴责，而且背上**的恶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

洋商们知道而今除了和胡雪岩当面谈判之外，其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

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胡氏办洋务，从来讲求激发人的民族感，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只知有汉，不知有其他民族、

国家。

在文化上，崇古、崇孔，往往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高大，而对外面的文化、习俗却不能接受。

既不求同，也不存异，见着异端就一棍子打死。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少数极有远见的人，不像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

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虽没读过多少书，却能够看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铺的老伯，只能看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见一省乃至全国的生意。”

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与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

字便神色大变。

这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分人对洋人的玩意儿顶礼膜拜；部分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

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纷纷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距离中国又甚为遥远。

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获得经济上的实惠，所以洋人如果在生意上受到损失，总是叫嚷着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

胡雪岩认为既然洋人的目的不外乎一个“钱”

字，那么商人就应该合理竞争。

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别人提倡商富则国富；而在中国，政府依靠的是农业，对商人则大肆征税，结果商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连带也影响到政府的收入。

但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言商为耻，纵然官吏们上任后主要的任务不是守土安民，而是搜刮地皮，但他们在表面上总是装出视钱财如粪土的态度。

显然，要想清政府主动改变轻视商业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商人们应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丁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改变以前只是分散的个体，与洋人们个别打交道的做法，凭个别的商贸行为既无法影响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

胡雪岩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洋人在中国的生意总是热衷于和胡雪岩联系。

他们在对清朝政府的文件中，总是时常提及胡雪岩这个人，从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引起清朝一些高官的注意。

在晚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但他们的事迹却不仅仅在于此。

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购买了西方大量的

军火，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也影响到这些人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