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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欲助部长参与村里收农提回想当年跟随母亲交公粮（第2页）

羡慕之余，新初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了自己家缴农税提留的往事来。

新初隐隐约约地还记得，那还是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年代，大人们到队里做活路挣工分，男的叫全劳动，一天十个工分，女的称半劳动，六到八个工分不等，由生产队长或保管员来评。

新初的父亲高中毕业就一直在外跑，也在生产队干活挣过工分。

但由于给生产队出主意办了个粉条房，专门做豌豆粉条，他还专门负责卖到三江镇，为生产队挣了些钱，因此全队会议一致同意，给他们家一头耕牛喂养，一天算六个工分，抵了父亲没有工分一大截。

后来父亲王道渠被判刑入狱，队上的豌豆粉条房还开着，生产队长王载君从小就跟王道渠跑，交情好不说，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那头耕牛也老了，就没有收回去，工分降了点儿，一天算五个工分，才把生产队社员搁平。

一九七九年，河东乡河东坝村响应全国号召，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是包产到小组。

新初家所住的下湾，大爷爷大婆婆是五保户不算，二爸王道顺一家、幺爸王道庆一家加上隔房的大爸王道平一家，一个院子四家人刚好组成一个小组，人均六分田、不到三分地，新初一家五口分田三亩、地近两亩。

一个小组分得一头耕牛、拌桶一个、风车一个、锄头、镰刀、扁担等生产工具若干。

那一年，新初家与队上所有家庭一样，大获丰收，除了上交公粮外，家里多分了两百多斤谷子，过了个泡和年。

第二年实行包产到户，田地按产量高低、路程远近打散了重分，亩数没有变。

而农具队里上轮按组分下来剩余多少，改为三户人一套，下湾四户就多出一户来。

母亲以为自己家三兄弟刚好三户人用一套农具，不料二妈胡小蝉嫌大嫂家缺劳动力，耕牛喂养不好，坚决闹着与上湾的搭伙去了。

新初母亲嘴上不说，心里暗暗骂了她好几回：“你个没良心的，道渠在家的时候还给你拿少了？老二结婚娶你时，穿的新衣服还是我给你缝的呢，现在就忘了本，还说是亲兄弟这个时候靠你帮一把。”

新初空了就帮母亲放牛，喂得肥溜溜的，也没有让隔房大爸王道平后悔过。

这一年，就开始交公粮，一亩交国家两百斤谷子。

新初一家三亩田每年要交六百斤上好的谷子，除了上交国家的，自己还剩两千多斤，小春地里种一季小麦，口粮算是够了。

新初父亲抓走的第二年，正是大战红五月的时候，母亲一场大病不起，等到幺爸把自己家的农活做完再过来帮着收割小麦时，麦粒已经开始发霉。

新初家从此一年粮食不够，连续三年也没有接上。

勤劳的母亲让她的包产田地也一直都没有空着，小春在田里种一季大麦，大春又在地里种了苞谷、红苕，人间杂着吃一点，主要用来喂猪。

猪卖一头的钱用来买化肥、农药、种子，还要给几个娃儿交学费，不够也就全靠那两只生蛋的老母鸡了。

开始几年，交了公粮就够抵农业税了，日子还能勉强过下去。

后来农业税也开始逐渐增多，尤其是村上“三提”

、乡上“五统”

，越提越高，越统越多。

尽管后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

，年年下来清理检查，但农民负担是越减越重，有些“双劳动”

家庭都已经吃不消了，更何况母亲一个女人还拖着四个正吃长饭的孩子？

新初母亲是个共产党员，传统思想又根深蒂固，认为自古以来农民种田就要上缴皇粮国税，此乃天经地义。

虽识字不多，但农税提留上的几个汉字和数字，她却是背得滚瓜烂熟；什么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她也是弄得清清楚楚；什么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指导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建设费，她更是记得明明白白。

新初记忆最深的就是交公粮。

谷子收完晒干后，母亲总是要把留做交公粮的谷子多晒一天，用风车再车一遍，再用塑料袋扎紧码好，生怕水分多了，成色不好。

整个公社就只有茅滩头一个粮站，公粮收购又集中在那半个月。

每当大队通知发出，一家人天还没亮，幺爸挑一担儿，母亲背一大袋，新初和大姐背一小袋，朝粮站奔去。

一路上，男女老少，人来人往，挑的挑，背的背，抬的抬，有等级评差了骂娘的，也水分太多被退回来往回搬的。

到了粮站更是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片嘈杂。

到了粮站，站在母亲后面的新初就看见那收粮员两只肥大的耳朵上别着香烟，手里拿着一根又细又长的铁戳子，大声吼道：“下一个，赶快点！”

只见一袋谷子已被一双蜡黄色的大手拖到磅秤上，那收粮员便用铁戳子往里一插，又快速收了回来，从铁戳里取出几粒黄澄澄的谷子，往嘴里一扔，“咯吱、咯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