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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第1页）

郑亦梵赶到办公室，离上班还有半个小时，拖过地后，烧水泡了一大缸茶，把周至光案件卷宗在桌上摊开，再次一字一句细读研判，看看还有什么证据和线索可以用上，以便说服领导尽快研究，移送法院。

与他经手的其它案子比较，这案子案情并不复杂，两个月时间仍收集了厚厚三大卷材料。

来俊臣用新档案袋精心装订，菲页编写目录，字迹工整清晰。

凭着这些材料，完全可以给上级和社会一个交代，案件复查可以告一段落。

问题是现在竟然没有人接收材料。

面对这些详实可信的材料，他开始不自信起来，每天都要看一看，想一想漏掉了哪些重要问题。

今天他再次翻阅，越读心情越沉重，仿佛陷入一片大雾迷漫的沼泽地，辨不清方向也找不到出路。

一桩案情简单线索明了的案子，弄得如此复杂，或许是因为背景复杂。

很多冤案之所以发生，就是违反司法程序，人为地把简单案情复杂化。

得到平反的呼格案、聂树斌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包括福建已获得平反、后提出540万国家赔偿被驳回的“念斌投毒”

案，无不如此。

分析这些冤案发生的原因，他发现一个重要规律，只要案件侦办的某一个环节，或其中某一个办案人员严格按照司法程序调查、审理与判决，完全可以避免冤案发生。

但是，只要办案人员为了一己之私，在某一个特殊环节违反司法程序，就能将一件并不复杂的案子办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冤案，造成草菅人命的严重后果，给无辜人员和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

问题的复杂性和吊诡之处在于，仅由一名或几名办案人员违反司法程序而造成的冤案，要厘清案子原貌，还原事实真相，为受害人平反，在社会舆论监督下，仍需动用整个司法系统的功能、花费几年时间甚至十数年时间才能做到。

民间有言，平反一桩冤案，简直比登天还难。

呼格案除了父母和律师申诉，还有民间、媒体及办案机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仍花了十八年时间。

聂树斌案的审查，除了呼格案中相同的几种社会力量，还包括了省级司法机关及最高法院等国家政法力量参予，才得以最终确认疑罪从无，予以平反。

审查期间对聂树斌案提出质疑的警官，被强制退休、甚至遭到某些官员威胁。

这些官员与案件当事人并无多大的利益关联，有的纯粹是出于本能，习惯性维护组织决定，尊重前任的判断。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客观真实地阐释了这种现象，在潘金莲申诉和上访过程中，几乎所有接触李金莲的人都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小心翼翼地维护已有的判决，以期维护社会稳定。

恰恰是这种“好意”

伤害着司法正义，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

正如来俊臣所言，调查审理案件的虽然只是几个人，和一套司法程序中的数个简单环节，背后依仗的是完备制度体系。

要推翻司法制度作出的决定，非得有与制度相抗衡的社会舆论或制度力量。

就目前而言，制度体系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媒体、家属等民间社会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彰显了冤案调查平反的难度系数。

除非制度本身存在一种自我审查、监督与反省的自觉。

最近获得最高法院提出重审的内蒙古农民贩卖玉米被判缓刑案，正是来自体制内部审查与监督的制度自觉。

周至光案子的复查，同样属于制度自觉。

遗憾的是，这种体制自觉又被体制内的另一股更强大的制度力量叫停。

我该怎么办？我向何处去？他一遍一遍重复着这样的问题。

他年轻，性格坚定果敢，办事雷厉风行，懂得这件事该如何办理，也能预知事件发展的最终结局。

只是眼前陷入哈姆雷特式无休止的疑问中，无法作出正常的理性判断。

训练和提升他的决断能力，抛弃优柔寡断的性格，曾是爷爷对他进行特别训练的重要课目。

他身体素质相当棒，耐力好，暴发力强，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温和，不强势，缺乏驾驭他者、把握全局的王者气势。

郑亦梵带金戈见过爷爷，目光老辣睿智的爷爷把他俩作了一番比较，认为金戈刚强执著的性格正是他所缺乏的，特意让老部下将郑亦梵招录到特战部队，当了一名侦察兵，锻炼性格与意志品质。

特战部队首长对爷爷的意图心领神会，安排训练科目时，有针对性的加重意志磨练课程，加强复杂环境下的实战决断能力，通过课堂理论强化提升意志品质。

注重利用国内外影像资料，训练他们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决策能力。

记得当年播放电影《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的形象引起战友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