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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傻瓜（第2页）

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但是挺矍铄，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镜片是茶色的，头戴一顶棒球帽，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

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她叫吴雅婷。

我瞬间有点慌乱，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那会让我非常痛苦。

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接过他手上的包，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打算扶着他走，他却微笑着跟我说，年轻人，不用了，你看我用拐杖，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我身体还行，不用搀扶。

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俩人，虽然是祖孙俩，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一股子北方味，但孙女却有点嗲气，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

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他们是转机过来的，所以比较劳累了，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我说好，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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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

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

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他告诉我，在解放碑。

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万豪、洲际、海逸等，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于是我问他说，是万豪还是洲际呢？老人呵呵笑着说，都不是，在炮台街那一带，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

快捷酒店，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

不过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为一个重庆人，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

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对不起吴老师，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您是不是记错了？他笑呵呵的，声音洪亮，他说没记错，就是炮台街，你们现在叫沧白路。

我说收到，现在就去。

但是我心里在嘀咕，沧白路就沧白路嘛，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

于是在路上的时候，吴老告诉我说，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但是并没有炮台，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又在半山腰上，所以视野开阔，是个军事要地，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就叫做炮台街。

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

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我就问吴老，说你们是哪里人？吴老告诉我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再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他已经83岁了。

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两眼呆呆的望着窗外，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

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次回来，才倍感怀念吧。

当然，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吴姑娘的大腿。

这很容易造成车祸，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

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

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

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

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

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

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

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

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

我试探性地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国军，跟着老蒋撤退了。

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

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