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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均六筦（第2页）

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

结果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筦成了对人民的暴政。

[2]

评价

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五均六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王莽“也有些较正确的认识。

五均赊贷是王莽的城市经济政策。

仅就城市实行广泛的经济管制措施一点来说，已经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

“规定平价这一办法在王莽以前尚无人实行过。”

“王莽虽然还不能理解利息的来源是利润，却是以利润率来确定利息率了。”

“把成本这一概念应用到商品生产与流通方面和规定在政策之中还很少见。”

萧立岩认为，五均六筦“目的在于打击豪民富贾的投机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同时也是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

（《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的《中国史稿》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二册）也都有类似的观点。

否定五均六筦的说法，一种认为五均六筦是扶植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大工商阶层，是恢复奴隶制的工商政策。

如郭廷康等人在《论王莽的托古改制》（载《文史哲》1976年第1期）一文中说：“五均六筦是恢复奴隶主工商业的初级阶段，打击代表地主阶级的中小工商业，扶植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利益的大工商阶层。”

阎崇年也有类似观点。

一种认为，虽然实行五均六筦的动机不坏，但效果不好。

《中国史稿》就认为，五均六筦的用意是抑止豪民富贾的兼并，但“负责执行五均六筦的，都是贪得无厌的官吏，……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

，反而给人民带来了许多不便和痛苦。

[3]

赵靖更是认为，“实行六管（筦）本是为加强掠夺人民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却要说成是为了黎民百姓免受豪民富贾的兼并剥削。”

“第一，王莽政权要垄断的生产、流通事业，并不都是豪民富贾所要垄断和所能垄断的。

……鸟兽鱼鳖百虫不都是名山大泽所出，而且多数是农民的副业；嫔妇桑蚕织纴补缝更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性的生产，只有自家消费的少量剩余才成为商品；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也多是一些小规模的营业。

王莽政权把这些都列入六管（筦）之中，都要征税，这绝不能说是为打击豪民富贾。

第二，王莽政权通过六管（筦）对广大人民所进行的掠夺，未必较豪民富贾的盘剥为轻。

如王莽政权的酒专卖，规定一酿用粗米二斛、趜一斛作原料，酿造出酒六斛六斗。

酒的售价相当于粗米二斛和趜一斛的价格之和，这样，从六斛六斗酒价中扣除原料价格，还余三斛六斗的酒价，其中的310，即一斛八斗，用于补偿“丁、器、薪樵之费”

，余下的710即相当于二斛五斗二升的酒价为纯利润，利润率高达61。

76%！

如果对酒不实行专卖而听任私人卖酒，未必能达到这样高的价格和利润。”

“王莽的‘五均’这一套市场价格管理办法……比过去封建政权实行的‘平准’、‘入籴’的办法来，在技术上都更加完善。

但是，实行这一套办法能否收效，在经济上要取决于两个前提：一个是生产的情况比较正常，不致因物资奇缺而造成物价大涨；另一个是不发生货币的严重贬值。

然而，这两个前提在王莽的统治下都被根本破坏了，而且是由王莽的政策自己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