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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第4页）

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

，“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

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

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

。

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

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

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

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

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主要特征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

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

。

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

。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

，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

，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

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

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

。

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

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

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

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

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

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