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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第2页）

的道理。

隋末之混乱，使二十七岁登基、英气勃发的太宗时时引以为戒，叮咛自我克制欲望，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叮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这是贞观君臣共济致治的基本因素。

选贤任能

唐太宗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

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人称“房谋杜断”

，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

此外，太宗能不计前嫌，选用俊才。

如文臣武将之中，魏徵当过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议请谋杀太宗；尉迟恭做过铁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

李建成另一旧部王珪，降将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可谓人才济济。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

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

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

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谏如流

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也是贞观时期被称为治世的表现之一。

唐太宗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得人善任，从谏如流，营造出政治清明的氛围，保证了较为开明正确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文化上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太宗以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後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

朝中以魏徵最能犯颜直谏，太宗多克己善加容纳，又如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

唐太宗在位23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其中魏徵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多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

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

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整饬吏治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

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一时政治清明。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基本没有贪污的历史时期，这也许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尢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完善体制

唐太宗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於完善。

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

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这些措施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