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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第2页）

唐朝的绝大部分藩镇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

而今河北地区则存在着虽是唐朝的地方官但却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

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

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官吏员额的增减，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

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

。

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另外，学者李碧妍指出：藩镇涌现的局面是帝国为化解安史危机而采取的相当理性的举措；藩镇的存在并不是必然会削弱帝国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力、并将其逐渐推向灭亡深渊的根源。

因为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事件过程

形势发展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

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

中原乃包其戈甲。

示不复用”

，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

这些地区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还时有所增。

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安史之乱。

而如果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那么就可以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

故王夫之认为“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

（如果安史之乱时有大臣率重兵驻扎在两河、汝、雏、淮、楚之间，安史叛军就不敢进攻函谷关）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中原型藩镇正居于河朔藩镇、东南财赋之地、关中地区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只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大梁是天下要地，舟车交通众多，控制河朔的咽喉，通达淮湖的运河运输），“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邀赖。”

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

（汝州捍卫东都洛阳，联结唐州许州，在蔡州西边）。

河阳“乃魏博之津”

（河阳是魏博的水陆冲要之地）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

（滑州是用武的重要地区，东有淄青，北有魏博）。

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恃此以制之”

（昭义是山东关键地区，魏博、恒、幽这些藩镇聚集的地方）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

唐朝后期伐叛战争，经常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

藩镇之乱

唐德宗即位时，绝大部分藩镇完全服从唐朝中央，不割据。

唐德宗想彻底解除成德、魏博、淄青这几个藩镇的割据状态。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李惟岳、魏博田悦、淄青李纳起兵反叛唐朝。

唐将马燧、李抱真、李晟大破田悦，先在邯郸击破田悦叛军，田悦派兵援助大将杨朝光，马燧击败田悦派大将杨朝光，杀杨朝光，斩获叛军首级五千多级。

五天后，马燧等人进军到临洺，田悦派出所有军队力战，最终田悦遭遇大败，唐军斩首叛军一万多级；淄青（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死，他的儿子李纳隐瞒了李正己的死讯，擅自领下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