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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三（第6页）

兴州处在防线的西部，抵御金蒙从秦州、宝鸡为基地发起的进攻，成为川陕防线上西部的一个指挥中心；金州处在川陕防线的东部，抵御金蒙从北部商州为基地发起的进攻；兴元府处在兴州、金州之间，不但承担抵御金蒙从西安为基地发起的进攻，而且地处川陕防线居中位置，发挥着连接西部兴州和东部金州的战略作用，即所谓“远通樊、邓，旁接秦、陇”

。

兴州、兴元府、金州三大屯驻重心，自西向东，互为声援，既避免在各地屯军力量分散之弊，又能发挥协同防御的战略优势。

三大屯驻重心分区防御战略，一方面可以起到独立运作、各自设防的目的，又可以起到相互支援、牵制外来人侵力量的作用。

每一屯驻重心自成一体，三地又联成一个有机的防御整体。

由于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盆地四周分布着的崇山峻岭，虽然限制了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但却是天然的防守屏障。

由于它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极其险恶，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通过东、北两个方向，在这两个方向上，长江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通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

这两个方向的通道同样在地势上也十分险要，并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作为各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中心。

南宋后期，为了巩固川陕战区，南宋朝廷认识到必须加强四川的城防。

成都曾两次失陷，而重庆虽也受到多次打击，却始终没有被攻陷。

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采纳了播州人冉璞、冉琎“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

的城池防御计划，适应当时的形势，迁合州（今合川）于钓鱼山，设险守卫全蜀。

并以此为摹本，在随后的八年间，以重庆为中心，合州钓鱼城为支柱，在东起夔门，西至嘉定（今乐山）的长江上游，以及在由北往南汇注于长江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等江沿岸，选择险峻山势建城20余座。

由临江山城构成的这一组防御城池，依山为点，以江为线，点线结合，网状分布，布防严密，层次分明，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山城纵深防御体系。

其中，在川东北部的嘉陵江、渠江等江边分布的苦竹隘等城池，共同组成前沿防线，作为钓鱼城的北面多重屏障。

而主要防线是由嘉陵江等江边的运山等城池组成，以钓鱼城作为防御重点，控制三江而屏障重庆。

后方防线以制置司所在地的重庆府为中心，东起夔门（今白帝城），西至嘉定，由横贯长江沿线的瞿塘、白帝、磐石等山城组成。

各山城前后相守，左右相望，互成犄角之势。

此外，在整个防御体系中，有四座城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宋人称为“四舆”

，分别是川东的重庆、钓鱼、白帝城，川西南的嘉定城。

其中，夔门为“蔽吴之根本”

，嘉定为“镇西之根本”

，号称“巴蜀要津”

的钓鱼城作为北面的屏障，三城鼎立，东西呼应，共同拱卫重庆，确保重庆成为“保蜀之根本”

。

两淮战区

在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鉴于淮东多水、淮西多山的自然地理形势，在淮西地区可以依山建设关隘，相对易于防守，而淮东地区水网密布，却普遍水位较浅，再加上平原地势，造成淮东几乎无险可守的局面，这就使得防御工事成为两淮地区的防御手段。

建炎元年（1127年），李纲在给宋高宗的上书中指出两淮地区布防的规划，重点突出的就是城池，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像寿春、庐州、楚州等，都成为重兵争夺的要害所在。

在李纲之后，张浚结合两淮的自然、交通地理形势，分析江淮数千里之间能够成为咽喉之地的城镇，淮东路为承州、楚州，淮西路是庐州。

淮东路的扬州与楚州，淮西路的庐州与和州，“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

这几处城池“控扼边防，为国屏翰”

。

整个南宋两淮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围绕这几个重要城池而展开。

南宋两淮防御工事体系可以分成“纵向”

、“横向一两个防御带，而纵向、横向两个防御带的交叉点，也就是负有防淮或防江任务，同时还负有防守金军进兵路线任务的双重防御任务的城镇，正是楚州、扬州、和州等，其重要性非同一般。

南宋在两淮防御工事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水网的防御功能的利用。

荆襄战区

荆襄战区西部高山连绵，是天然的防御带，金军甚少选择从此处进攻。

而中部偏北的襄宜平原和江汉平原，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且地理位置重要，遂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