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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九（第1页）

民族

南宋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南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三次民族大融合。

宋王朝虽然先后被同时代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征服，但无论是前金还是后蒙，在其思想文化上，都被南宋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所征服，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10—13世纪，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时战时和、时分时合，使以农耕文化为载体的两宋文化迅速向北扩散播迁，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南宋文化的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先进的南宋文化，使其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汉化趋势。

南宋文化改变了这些民族的文化构成，提高了文化层位，加速了这些民族由落后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进程，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

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

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北方地区

南宋初期的民族关系表现出重北轻南的特点，即与北方西夏政权以及金政权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重点，与西南诸边疆民族政权的民族关系则以政治上的相互提防与经济上的互市贸易为主要表现形式。

女真族

两国外交内容详见“外交”

目录下金朝

金政权是由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分别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宣和九年（1127年）灭辽、北宋，由此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化进程不断加快。

在政治上，战和关系是南宋建立以来贯穿宋金关系的主要线索。

这种或战或和关系是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的变化。

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间，宋金大小战争无数，但无论双方力量对比如何，贯穿始终的是双方统治者对和议的倡导。

因而和好时间占据大部分。

其中，宋高宗时期的宋金民族关系以《天眷和议》、《绍兴和议》的签订为分期，以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为依据，表现为从宋弱金强向双方势均力敌的转化。

南宋初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针对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南宋朝堂上下还展开了激烈论辩，此次论辩分为战、和两大阵营，朝臣各抒己见，力求为南宋与金的民族关系走向提供建议。

其中，李纲作为开国宰相，是坚定的主战派代表，强化夷夏之辨，主张“仇雠之邦，勿复遣使”

，反对议和，但因“外国不可责以中国之礼”

是宋高宗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李纲不久被罢相。

南宋初年金军的大肆进攻使宋高宗及一些大臣患上了“恐金病”

。

他们以苟安为幸，以和议为恃，耽于享乐。

这种屈辱求存、偏安一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有识之士强国抗金、自立自强的愿望。

孝宗继位后，图恢复，励武备，符离之败让南宋君臣又一次陷入绝望之中。

韩侂胄为转移“庆元党禁”

的矛盾焦点，妄开边衅，误国害己。

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中，汉族和女真族民族关系政治上的特点是屈辱“和议”

下的相对稳定。

由于南宋军民的抗金斗争，宋金之间战乱局面基本结束，南北对峙局面初步形成。

由于南宋统治者奉行对金妥协的政策，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始终在屈辱“和议”

的阴影下，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对金的战、和、守是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

在经济上，宋金民族关系的变化从设置在边境的榷场废立为标志。

从时间上来看，宋金榷场的设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绍兴和议之后的绍兴十二年（1142年）到海陵王准备南侵的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隆兴和议订立之后的隆兴二年（1164年）到宋朝开禧北伐的开禧二年（1206年）；从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议订立到端平元年（1234年）金朝灭亡，这三个时期是两国榷场贸易发展迅速的时期，而这三个时间段之间的历史时期则是因为战争而造成的贸易中断。

随后南宋政权于南方兴起，其经济政治中心受战争影响而逐渐南移，金与南宋的战争持续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

在此阶段，双方的榷场贸易受战争及外交关系影响一直处于“搁置”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