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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农民起义（第2页）

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

财政困难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

。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

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通货膨胀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民族

元政府还推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民分为四等[11]，民族矛盾尖锐。

蒙古人无需劳动就可以享有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

汉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铁器，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

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元政府妄图以此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5姓汉人。

即使伯颜之侄脱脱当政，也对汉族充满猜忌，在起义之初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

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

，并以“汉贼大起”

相称，有识之士由此预判元朝必被推翻。

社会

天灾不断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继而起。

抗税斗争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

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

，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

，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

“苛急烦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