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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经济（第2页）

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

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

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

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

。

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

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

。

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人口

至元十三年（1276）全国基本统一时，共有九百五十六万七千二百六十一户，约四千八百万口。

由于历经兵燹，这个数字比1200年左右金和南宋的户口合计数两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户、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口要少得多。

到至元三十年时，全国已有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户，约七千多万口。

由于部分地区统计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人口，军户、站户人等也不计在民户数之内，所以元代实际户口数字当不止于此。

元代户口数估计在元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在位）初年，可能达到八千万口左右。

农业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

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七千八百顷之多。

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

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

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杭海（今杭爱山）、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金县）、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十二处。

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著，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

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朝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

农业生产继续发展，1329年，南粮北运多达三百五十多万石，这固然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剥削的沉重，但是也说明粮食生产的丰富。

这一阶段，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茶叶、棉花与甘蔗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

1289年元廷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布十万匹。

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

元朝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

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

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朝后期仍可溉田七万余顷。

所修复的浙江海塘，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

元朝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

关于元朝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