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倭寇（第3页）

在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二月至六月间，即发生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又发生倭寇侵山东沿海，接着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又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的严重入侵事件。

为此，明太祖从洪武二年（1369年）借向日本通告元明鼎革之机，即就倭寇问题向日本展开外交交涉。

足利义满曾根据明朝的要求，出兵打击本国海盗[36]。

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围绕倭寇问题，开始合作。

足利义满也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

其子足利义持成为“征夷大将军”

时中断了与明朝的合作，放任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随着应永三十五年（1428年）足利义持的去世和足利义教成为新的“征夷大将军”

，日本室町幕府又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政策，并在制止倭寇活动方面继续开展与明朝的政治合作。

倭寇的频繁骚扰，促使朱明王朝开始强化海上力量建设，在福建沿海四郡“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

；又在浙东、浙西诸郡整饬海防，“筑城五十九”

，“分戍诸卫”

，使得海防大饬。

永乐朝的倭寇与元末以及洪武时期的倭寇相比，规模明显增加，来袭倭寇改变了游击式的袭扰方式，袭扰对象开始南移。

元末明初，倭寇扰华主要发生在山东、辽东等北方沿海，而在永乐朝，倭寇袭扰地区较多出现在浙江等东南沿海。

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

明朝政府为控制局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前往镇压。

朱纨采取了“革渡船，严保甲”

等一系列措施，以“佛郎机国人行劫”

为由调动军队把双屿岛基地彻底捣毁，加强海禁，损害了沿海官僚地主及农民的利益，招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导致统治阶级的剿倭立场发生松动和变化，此后以汪直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趁机发展起来。

明政府先是与汪直合作，剿灭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等以劫掠为主的海上武装势力。

剿除大盗陈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后新任巡视浙江都御使及参将俞大猷的到来，情况突变，导致“倭患”

大爆发。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汪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汪直“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

，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

胡宗宪巡按浙江后，又以互市为条件，对汪直进行招抚。

汪直渡海受抚，但被下狱论死，汪直的死导致走私集团因缺乏约束“倭患”

蔓延。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

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

由于发布了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

活动地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冲绳和台湾、壹岐、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种子岛、海南岛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