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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情起复 东林党争 国本之争（第3页）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

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袁可立等重新启用。

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

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

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东林党狱

东林诸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

，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神宗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但深居后宫不问国事达三十年之久。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

“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

“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

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服气魏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

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

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

，魏广微深恨不已，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

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

历史遗留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

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

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

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

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

，甚至骂道：“蛮子哪有一个好人!”

历史评价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O。

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

，“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

三、国本之争

事件背景

偶得长子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他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的，明神宗因为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不喜欢他。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

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按规矩，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