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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情起复 东林党争 国本之争（第5页）

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

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

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

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一定会依长幼顺序册立。

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明神宗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却极其恼火。

神宗怠政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

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

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

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明神宗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

这样，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宫佳丽之间。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

明神宗只好推至万历十九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

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

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

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明神宗隐私，那么明神宗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

明神宗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

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大臣又发起新的一轮“攻击”

。

明神宗被激怒了，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

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60，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

众大臣或被辞职，或被廷杖。

三王并封之礼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学士王锡爵密奏明神宗，对此明神宗下发手札曰：“”

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王锡爵既怕得罪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

然而明神宗只以前谕示朝臣，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

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事件结果

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

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

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

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就藩洛阳。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梃击案发生，郑贵妃、福王势力无法再对太子构成威胁。

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皇储争议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