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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 上（第2页）

善于运用铁炮的尾张国大名织田信长在战国群雄中脱颖而出，在1568年（日本永禄十一年）上洛，1573年（日本天正元年）废除室町幕府，1575年（日本天正五年）的长篠之战中充分运用铁炮击溃最大对手武田信玄，1576年（日本天正四年）迁至安土城，开启了安土桃山时代。

尽管织田信长在1582年（日本天正十年）被家臣明智光秀逼死，但由足轻众起家的丰臣秀吉（羽柴秀吉）继承了他的事业，四处征伐，成为关白（后退为太阁），到1590年（日本天正十八年）在小田原合战中平定了关东的北条氏、实行奥州仕置，从形式上实现了日本的统一。

尽管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但大名领国制继续存在，许多大名并未被消灭，只是臣服于他，仍保留自己的石高、家臣团和军队。

在这种局面下，丰臣秀吉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身权力、重建社会秩序并加强对诸大名的控制的举措，代表性的举措就是太阁检地、惣无事令与刀狩令。

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动员诸大名去征服全世界，而第一个目标就是征服中国明朝。

由于当时东亚宗藩体系的松动（参见本目录下“东亚关系”

的部分），丰臣秀吉没把明朝放在眼里，将明朝轻视为“处女”

，而日本是尚武的“弓箭之国”

，必能战胜大明这种文弱的“长袖之国”

，又说“汉土专文书保世，和国以弓箭治国”

。

他先后给琉球、印度果阿、“高山国”

、吕宋（西属菲律宾）等都发送了要求臣服入贡的国书，在这些国书中无不宣称日本是神国、夸耀自己统一日本的功绩，并且毫不掩饰自己要征服明朝的野心。

而要直取明都北京，最便捷的道路无疑是借道朝鲜进入辽东，再入山海关。

丰臣秀吉为此与朝鲜展开交涉，直至发动战争。

朝鲜方面

在当时的东亚三国中，朝鲜是相对而言最和平的国家。

到日本入侵朝鲜为止，朝鲜王朝已开国整整二百年，在前一百年有数次针对女真和对马岛的战争，规模最大者也不过1491年（明弘治四年）对兀狄哈（野人女真）的讨伐（出兵20000人）。

[24]后一百年则不曾有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在边境同女真人的偶发冲突以及倭寇的低烈度骚扰（三浦倭乱、蛇梁倭变、乙卯倭变等）。

正因为如此，朝鲜也是当时东亚三国中战斗经验最少、武器更新换代最慢的国家，从而造成了武备极度松弛的状态，正所谓“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

[25]，整个社会也弥漫重文轻武的风气，庆尚道一带更是“人有子兄弟，一子能文，则坐于堂上；一子业武，则坐于庭中，如视奴隶”

，因此朝鲜宣祖将朝鲜军事的脆弱归咎于庆尚道的这种风气带坏了朝鲜。

[26]除了武备不修，兵源匮乏也是困扰朝鲜的难题。

朝鲜的军制也陷入瓦解的状态。

朝鲜王朝本来实行的是类似中国府兵制的兵农一致的军事体制，以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管理全国良民，轮番服役。

到了16世纪，这种军制弊端丛生，许多良民不愿服役，许多人通过缴纳布匹（当时布和米充当朝鲜的实物货币）来找贱民代替服役，称之为“代立”

。

由于“代立”

价格不断高涨，导致良民逃亡，因此朝廷在1541年（明嘉靖二十年）颁布“军籍收布法”

，将这种方式合法化，让良民向官府缴纳布匹（即“军布”

），免除军役。

而地方军也普遍“放军收布”

，即遣散来服役的良民，强制收取布匹，从而让将帅中饱私囊，以致“债帅”

之讥甚嚣尘上。

而且，官府所收的布匹并非专用于雇佣“代立”

上，大部分被用作其他经费。

就这样，旧军制（府兵制）瓦解的同时并未建立起新军制（募兵制），造成朝鲜兵源稀缺，几乎没有像样的军队。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女真尼荡介骚扰朝鲜，朝鲜手忙脚乱，一度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担忧国防问题，如时任兵曹判书李珥在经筵上向宣祖提出“养兵十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