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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1页）

改土归流

背景

社会背景

元朝在西南地区创设的土司制度。

元朝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中央政权，统治层自身行政管理人才严重不足，但对任用汉族士人特别是以其治理西南边疆又不能放心。

因此，与唐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关切相当不同，元朝在距离王朝政治中心最为偏远的西南地区设立土司“自治”

制度，不仅是对西南地区部族首领的政治文化妥协，同时也借此来制约汉族。

土司制度是对中央政权无力顾及的西南边陲地区土人头目的一种笼络手段，“以土官治土民”

，承认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司法、财政、行政、兵事都可以自治，对于当地人民予求予取，掌握一切生杀大权，除了不能登基称帝，其他一切甚至比照皇帝，而且只需要象征性的向朝廷缴纳微薄的赋税。

有鉴于此，元朝之后，明朝从一开始就只部分延续了土司制度。

按照世袭土司管辖区域的大小，明朝先是设立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

这种设置以某种方式把土司纳入了明朝政府的官员系统，弱化了其地方色彩，强化了其行政色彩。

这就为后来在西南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

，即将世袭的土司改为完全由朝廷任命的流动任职的官员，加强朝廷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创造了条件。

明代是土司制度高峰，明朝中期西南边疆动乱频发，还与土司制度自身的软肋有关。

《明史·土司传》说土司“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

，若朝廷调遣繁多，则“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

。

除朝廷征调导致反抗外，土司因获得朝廷的保护，并逐渐掌握与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而自肥，条件具备时则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

隆庆年间，云南土司莽瑞体等作乱边陲，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

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云南语遗失之意）地方两千里。”

清朝统治者少有“内华夏外夷狄”

的传统意识。

雍正帝就前代贬低夷狄不以为然，认为清朝统一天下，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中国的疆土开拓广远，“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

清朝治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望边疆地区实现长治久安，为此朝廷倾注了大量心血。

对于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或夷霸纵恣不法、危害社会，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驿路通行与外来人口进入等严重的问题，雍正认为必须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并及早处理“目前虽无大害，日久将为隐忧”

的边疆土司，雍正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直接起因

土司制度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交通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巨大的情况下，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土司世代为官，独霸一方，更有一些土司专横不法，对境内人民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土司之间为争权夺利挑起械斗或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对朝廷也叛服无常。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

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

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

户部议复从之。

后来的云贵总督高其倬在奏疏中也说：移民至少数民族地区垦荒，“可以充实地方，可以移易倮习”

。

因此，朝廷对迁至云南的农民，实行减税和贷给种子、耕牛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移民活动和垦荒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