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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第6页）

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政府陆续从内地增调屯田兵二千五百人，五年换班，以五百人操练，两千人种地。

伊犁将军伊勒图规定，屯田兵每人种地获粮达二十八分以上，屯田官员议叙，士兵赏给两个月盐菜银两；十八分以上，士兵赏给一个月盐菜银，官员议叙。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屯田兵改成携带家属长期驻守，定额三千人，五百人训练，二千五百人种地，共分为二十五屯，每屯百人。

每人种地二十亩，百名士兵共种地两千亩，领籽种一百一十石，收获十八分者交粮一千八百石，二十八分者交粮二千八百石。

伊犁地区还有犯人参加种地，称做“犯屯”

。

民人种地谓“民屯”

，无论人数、规模都比较小。

伊犁驻军每年用粮十六万石，其中回屯交纳十万石，兵屯交六万石以上，“视仓储多寡，随时增减屯种”

。

做到自给有余。

乾隆末，伊犁贮粮经常在三十万石以上。

塔尔巴哈台地区

塔尔巴哈台今天简称塔城，位于新疆最北部，与沙俄为邻。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参赞大臣阿桂即奏请“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应驻兵屯田”

。

阿桂请从伊犁派领队大臣率一千名绿旗兵前往驻扎，沿途设卡二十一所，选派侍卫分驻各哨卡，并迁移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前往游牧，以加强国防。

乾隆因为财政原因，没有批准这一计划。

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明瑞重提此事，清政府始于塔城驻兵屯田。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又建议于楚呼楚地方屯田，“以裕储积而备欠收”

。

清政府从乌鲁木齐调绿旗兵四百人前往种地。

塔尔巴哈台因地处极北，故只有绿旗兵屯。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得知甘肃省连年受旱灾之苦，十三年间共欠仓粮四百零四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乾隆帝不能不考虑“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

。

但乾隆帝更注意到“边陲生计艰难，尤当急为筹画以裕久长”

，使甘肃灾区人民改善困境。

乾隆认为，新疆统一以后，大兴屯田已成乐土，“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

，但没有出现内地民人踊跃前往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新疆开发情况的具体了解，所以裹足不前。

乾隆要求地方官员设法劝导甘肃民人出嘉峪关种地，“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

。

半年后，甘肃又遇大旱，到处都是流民，乾隆拨银二百万两、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并指示陕甘总督明山，令其设法劝谕流民赴新疆种地，“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欠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

。

甘肃民人不断进入新疆，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清政府逐渐设立起民治机构。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

尽管乾隆帝把新疆屯田视为造福于子孙后代之举，但此举并非是清政府全体成员的共识，朝野内外分歧较大。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进行廷试时，新科进士的条奏中有人就说指责伊犁屯田与西汉轮台屯田同样劳民伤财。

针对廷试中的“劳民”

说，乾隆帝强调从全国大局看向新疆移民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