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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 下完结（第1页）

出口方面，中国茶、丝出口几乎呈直线增长趋势。

茶叶年出口量，在19世纪30年代为5000万磅强，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咸丰元年）将近1亿磅。

丝的年出口量，战前为1。

2万包，19世纪40年代后期约2万包，1852年（咸丰二年）为3。

2万包，1853年（咸丰三年）为6。

4万包。

国内生产

进口货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的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落。

在厦门港、广州港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概括而言，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也仍对洋货起着抵制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的丝、茶生产随着出口的激增而相应地发展。

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靠的基础。

由于贸易受到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为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靠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

外贸价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产者所受的剥削。

经济侵略

协定关税，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

根据《南京条约》的附约的规定，中国海关征收的主要进出口税率均有所降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更发展为“值百抽五”

。

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此外，在英军直接掠夺、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及洋货进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使得道光末年“银贵钱贱”

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两白银兑换的制钱超过两千文。

这对于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都有不利影响，也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尤其是严重影响农民生计，被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口岸变迁

五口通商后，各口岸发展并不平衡。

1853年（咸丰三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外贸中心和商埠。

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

广州也有缓慢发展。

厦门、宁波、福州起初发展欠佳，后情况发生变化。

至1859年（咸丰九年），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

60年代，宁波也形成了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基地，呈现出依赖于外国的单一原料供应地的典型图景。

被割让的香港，鸦片战争前原本人烟稀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华洋杂处，人口激增。

英国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

此外，香港也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方便。

而随着香港的割让，澳门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