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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邀请入党（第1页）

又过了几天，李斯年如愿以偿地收到了胡适之的来信，对方如今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还兼任着英文系的主任一职，一直在国内积极地为北京大学广纳贤才。

胡适之在收到杜威教授的来信后，得知他的老师又收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华人弟子，于是便热切地邀请李斯年在完成婚事后，前往北京大学执教。

胡适之是1917年从米国毕业回国的，而李斯年则是在1918年赴美留学，因此二人并不认识，李斯年以前也并不是什么惊才绝艳之辈，这还是胡适之第一次听说他的大名。

能够邀请对方也全是看在了杜威教授的面子上，因此，可见有一位牛逼的导师是如何的重要。

此时的胡适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他逐渐从激进的改革立场，转向了更为温和的改良主义。

他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坚信通过逐步的、具体的改进，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而非依赖剧烈的革命行动。

这种观念的转变，无疑也受到了他的导师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即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不寻求根本性的、一蹴而就的变革。

在这一时期，胡适之异常活跃，他参与创办了数份有深远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并亲自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文章。

他的名声逐渐崛起，从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旗手，逐渐成长为国内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拿着杜威教授和胡适之的信件，李斯年找到了父亲李举人和大哥李斯盛，跟他们谈论了自已婚后的打算，表示想和李雅琳一起去北京，李举人跟儿子进行过哲学论战，对其想要继续哲学研究工作表示认同和支持，大哥对此稍微有些不解，但他还是信守承诺，尊重了弟弟的决定。

有了明确的未来规划，李斯年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

白天，他要么和未婚妻外出约会，要么就在“涵芬楼”

里埋头查找资料，此时，他终于有了时间和精力去完善他的《西方哲学史》。

而到了夜晚，他则忙于参加各种社交酒会。

尽管他没有按照大哥的计划走，但是他的大哥和岳父仍然期望他未来能从事商业或政治活动。

到了八月初，李斯年收到了常凯深从广东寄来的信件，邀请他南下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回信拒绝，就在沪上意外地见到了对方。

原来被孙大总统寄予厚望的援军，从北伐战场回撤的许崇志部下的一个师在救援途中被陈炯明收买，导致北伐军全线反攻的计划落败。

孙大总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继续坚守在珠江口已经没有了意义。

于是，在永丰舰上坚守了55天之后，他决定离开广东，经由香港回到沪上。

这次事件是孙大总统一生中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它不仅标志着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也意味着华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孙大总统逐渐认识到，依赖军阀来反对军阀是行不通的。

而这次失败，也间接催生了革命的黄埔军校的建立，为未来的革命事业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在这次危难之中，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常凯深始终护卫在孙大总统的身边，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