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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礴质朴清新缜密（第2页）

战争时期的剧目，强烈地表现出“热闹红火”

的艺术风格；新中国成立后的剧目，对这一艺术风格更有所发展，《赵氏孤儿》表现得就很明显。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剧院演出马健翎改编的本子。

改编者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瀚纷繁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群体删繁就简，打破时空的局限性，使主题突出，剧情紧凑，矛盾集中，起伏跌宕，扣人心弦，给“公正者雕以正貌、邪恶者刻以丑行”

，使这一闻名中外的悲剧更加壮烈，成为“推陈出新”

“古为今用”

的一枝璀璨瑰丽的香花。

质朴自然

艺术贵在质朴自然（即真实），质朴自然的基点只能是社会生活。

研究院的同志一直把“生活是艺术创造的血肉”

作为准则，从剧本到编、导、演，以及音、舞、美等方面，都极其重视从生活中汲取艺术养分。

马健翎曾经说道：“世界上没有，而且不会有的人物与事件，我是不会写的；世界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不刺激我，不感动我，我不会写。”

他在谈《血泪仇》的创作经验时说：“《血泪仇》的材料，是我过去（在旧社会生活时）和后来在生活中看到的和听到的。

许多人物和事件，他们本身就刺激我……可以说《血泪仇》是使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来的东西。”

前任院长、著名戏剧家黄俊耀，就是在深入了解关中东府农村解放初期婚姻案件和纠纷的基础上，结合亲眼看到的包办买卖婚姻造成的恶果，“心头绞痛……越想越激动，再也压抑不住创作的冲动，促使我蘸着泪水才写出了反映农村青年婚姻的问题的《梁秋燕》”

。

正因为剧作家真实地反映了所熟悉的生活，所以这些剧目在长时期的演出中，备受观众喜爱。

“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

，一时传为佳话。

研究院的同志把艺术之根深植在生活的肥壤沃土中，坚持写“世上有的”

，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

，从而创作出许多富有浓烈生活气息和鲜明时代精神的作品。

翻开研究院的现代剧目表，一幅幅散发着泥土芳香，洋溢着生活激情的现代生活画卷直扑眼帘。

幅幅画面质朴自然、真实可信，给人以深沉实在之感。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先后创作和演出的《杏花村》《酒醉杏花村》都保持着这种风格。

研究院的这种风格颇受观众欢迎，农民看了戏高兴地说：“这是咱农民的戏。”

有人还风趣地比之为“就像关中人端着老碗吃‘黏面’那样可口解馋”

。

对于古代戏，他们也要求必须有生活依据，符合生活逻辑，做到情通理顺，贴切蕴藉。

在改编传统戏时，力求以画龙点睛之笔，化腐朽为神奇。

如《游龟山》《四进士》等，或突出抗争精神，或闪现出人民性的光华，或张扬正义行为，或剔除迷信色情。

即使几句台词的改动，也要努力做到言简意赅，不同凡响。

曹禺同志1959年看了研究院的戏后赞扬说：“使人觉得绝大多数的古典戏是现实主义的，是从生活斗争里提炼出来的东西。”

研究院的戏是对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的再现。

剧作者善于编织纵向条状的矛盾冲突，注重内在涵蕴的开掘，多取一人一事繁衍故事，唯求人情世理通达，一目了然。

不搞艰深晦涩的哲理推演，让观众难解其意。

有人风趣地把这种戏称为“管子”

，可说是对“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