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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下（第4页）

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

中自是在劫难逃。

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学术研究

研究意义

作为典型的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的生发和兴衰都具有范式意义，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概而言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

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

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

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

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

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

后来刘大櫆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

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

“天与人一”

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

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

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

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淑世牖民。

第二，师事学缘，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路径。

共同体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识的群体结合。

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结合方式也不同。

滕尼斯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这三类共同体，也对应着三种共同体的建构方式，一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家族型共同体，二是以地缘为中心的区域型共同体，三是以价值信仰为中心的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综合形态，结合前两种共同体的特征，“构成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

，而文化共同体就是精神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

作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桐城派建构的基本方式是师事学缘。

桐城派的师事学缘，涉及人数众多，延续时间漫长，呈现的具体形态也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私下传授、公共教习与家学赓续。

私下传授，又包括家庭设馆、登门拜师与门外别传三种。

比如方苞曾受聘宝应刘氏，教授刘师宽、刘师向、刘师恕诸兄弟，刘氏兄弟就成为他正式及门弟子。

而范当世负笈拜师张裕钊，薛福成携文拜师曾国藩等，都成为登门拜师的佳话。

门外别传，是指随机指点或信札传授，比如唐文治之于吴汝纶，杨彝珍之于梅曾亮。

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