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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下（第5页）

方苞与刘大櫆，最初也只是偶尔点拨，晚年归隐金陵后，彼此接触才逐渐多起来。

相对来说，刘大櫆与姚鼐往来较多，讨论诗古文辞也比较频繁。

公共教习主要指翰林院教学与书院教学两种，方苞两度教习翰林院庶吉士，雷鋐、储晋观、陈大受等都在这一时期加入方门。

姚鼐弟子主体源自书院，方东树、梅曾亮、陈用光、管同、刘开诸人是姚氏书院教学的高第。

其他诸如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受教吕璜于秀峰书院，姚永概、尚秉和、傅增湘、高步赢受教吴汝纶于莲池书院等，不胜枚举。

比较而言，家学传授是围绕血缘生成的师徒关系，既包括家庭子侄，也包括姻亲外戚。

除上述师事联结之外，桐城派还有两种重要的学缘关系，一是学政、乡会试考官、房师之类的师生关系，二是仰慕其学却无缘亲炙的私淑弟子。

前者属于科举时代的受知师，与受业师相对，对个体与群体发展都颇为重要。

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但摆脱了具体教学传授的地域限制，迅速扩展共同体的界域与范围。

如曾国藩、吴德旋、王先谦等人之于姚鼐，尤其是曾国藩带给桐城派的兴盛与扩延，把桐城派推向全国，曾门弟子又承续大业，延展铺扬，声势赫奕。

此后桐城派再未出现大宗师，随着新文化运动，他们没有适应新时代发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综上观之，桐城派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以学缘师事为主体，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两翼，以私淑为支撑，师徒、姻亲、乡党、私淑共同构筑桐城派共同体的大厦。

第三，互利共生，是传统文化共同体发展的基本保障。

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集体存在，并非想象的群体，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社群有机体。

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凝聚庞大人群，有的甚至延续数百年，不仅因为成员有共同的理想信念，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互利共生的群体。

社群最核心的吸引力，就是能帮助其成员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其持续成长。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典型的文化共同体，解决了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读书入仕是无数士人的梦想，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助力读书入仕，就会得到士人支持。

桐城派主要成员都是文章大师，又兼具教师身份，使得他们掌握了文章秘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管是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因声求气、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都为如何写好文章提供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

不仅如此，桐城派还把文章理念编入教材，便于更广大范围的士人学习，为共同体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提供支撑。

比如方苞主持编纂的《钦定四书文》，是明清官方唯一主导的科举教科书，既为科举主管部门提供衡文之准绳，也为士子揭示作文之矩矱，该书刊行后，迅速颁布京师及督抚各地，成为士子研读的范本。

姚鼐编纂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因为编纂之精良而受到读书人追捧。

可以说，桐城派文章讲求法度，易学易用，有利于科举入仕，是桐城派延续三百年的真正秘诀。

当然，除了正常的功用之外，桐城派还有一些额外的福泽。

比如借助名家推荐，获得发展良机。

像刘大櫆入京科考就经方苞推荐，声名大噪。

其次，通过师长延誉，获得较好的职业岗位。

方苞担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引荐陈大受、官献瑶、叶酉、赵青藜等多名弟子入馆修书。

再次，从事某项共同事业。

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时，援引梅曾亮、管同、方东树、陆继辂、宋翔凤等桐城派成员入其幕府，参赞政务。

而曾国藩办理洋务，吴汝纶改良教育，都有大量桐城派成员侧身其间，共襄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