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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完（第4页）

（清代学者陆陇其）

“乱乎圣人之经”

（清代学者程夔初）

“今夫鸟喙、砒石，毒药也，国医恒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则钟乳参著，或至杀人也；我以仁义用纵横之言，可以排难；我以忠诚运游说之知，可以纳诲；吾有以转《国策》，而不为《国策》所转，安在《国策》之不可读，而读之可不必注哉”

（清代学者王崇炳）

“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

（南宋学者鲍彪）

“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更加恢奇焉”

（清代史学家、史学家章学诚）

后世影响

文学影响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书中还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有人统计多达204个，比如一尘不染，大庭广众，两败俱伤，南辕北辙，亡羊补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羽毛未丰，引锥剌股，门庭若市，返璞归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安步当车，不遗余力，不翼而飞，侧目而视，高枕无忧，汗马功劳，画蛇添足，挥汗成雨，三人成虎，龙阳泣鱼，转祸为福。

这些成语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从句子中提取出来，如《西周·苏厉谓周君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百发百中。”

提取出“百发百中”

，《齐四·齐人有冯谖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卧也。”

提取出“狡兔三窟”

和“高枕而卧”

；有为后世提供了成语内容的，如《秦四·或为六国说秦王》：“于是夫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

整理为“积少成多”

；有从故事中归纳总结的，如《燕二·赵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

总结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

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现形式不同，如“百发百中”

与“百步穿杨”

、“毂击肩摩”

与“摩肩击毂”

、“南辕北辙”

与“北适话楚”

（这种情况是否算一个成语存在争议）

《战国策》语言的手法对汉赋有一定影响，包括：委婉托讽，铺陈，夸饰。

不少学者认为书中那些纵横家的进言本质便是辞赋，换言之，后世辞赋直接源于《战国策》说辞。

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楚四·庄辛谓楚襄王》一篇直接被归入“辞赋类”

。

《子虚赋》、《大人赋》的浪漫主义色彩便是继承于此。

他在《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在称赞秦国的强悍实力时，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点，这种手法对后世京都赋影响极大，《两都赋》、《二京赋》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写京都的富庶之态。

北宋的苏洵曾在《谏论》中提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文风的渊源。

对汉赋产生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汉初和战国两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矛盾和审美观念的相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战国策》作为史书必须要受真实性原则的制约，史官须以尽可能客观的态度对待史实，而汉赋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体那样注重表现主题，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