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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完（第3页）

有人干脆把《战国策》称为“一部收集和杜撰奇谋妙语的故事大全”

。

与同时期的其他史书或史学材料印证，可以认定至少一部分是真实的，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自不待言，还有比如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该书27章中11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皆为佚书），文句也大体一致，对修订和补充《战国策》有很高的价值，但该帛书是否可信也不能完全肯定，《战国纵横家书》估计为汉高祖刘邦后期或汉惠帝时的写本，且“为司马迁、刘向等所未见”

。

毕竟现今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所编《战国策》，而刘向所编《战国策》亦非战国纵横家文献之原貌，只能说按照秦汉学术的层累判断，帛书可能更接近于原貌，也更具可靠性。

比如其中有十六篇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这些文献几乎将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载全部否定。

比如，苏秦张仪年代孰先孰后，《史记》记录显示这俩人是同龄人，然而帛书记载，苏秦的年代大体应比张仪晚一代人。

而从《战国策》中所记载的事件来看，张仪又是晚于苏秦多年。

至于苏秦、张仪其他的故事是否可靠也难说，比如早年苏秦、张仪是否是同学，《战国策》和《史记》就截然不同，可能是秦汉之际乃至更晚在齐地鬼谷传说的影响下开始流传的。

比如“张仪的受笞，入秦为相、报仇，所有这些重大情节，与范睢的故事如出一辙，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战国策》真实性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有关苏秦张仪的策文，毕竟关于这两人的文本在《战国策》《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乃至《战国纵横家书》之间都有互见重出的现象。

学术研究

日本学者将《战国策》的策文（其称之为“记事资料”

）分为两种：“将采用书信、奏言、对话等形式，而且有历史背景的、比较可靠的资料称为‘故事’，将并非书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几个故事的形式称为‘传说’。”

这一做法基于《战国策》史料的驳杂性、层次性，回避了史学、文献学方面一些难以解决的争议，而将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

或“传说”

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考据之风大兴，《战国策》研究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包括黄不烈的《战国策札记》、金正炜《战国策补释》、顾观光《战国编年》、张琦《战国策释地》等。

20世纪以来的《战国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新文化运动之后，疑古风潮兴起，罗根泽和金建德等人提出《战国策》是刘向缀合蒯通书及《史记》等书而成的“伪书”

，后来，又展开了对苏秦、张仪等人的历史辨伪研究。

搜集逸文方面，则有诸祖狄的《战国策逸文考》。

这次高潮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战国策》的文本来源及作者的问题，并承续前人对该书进行整理校注。

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出土，这次以出土文献的利用为主要特色，主要关注《战国策》所载材料的原初归属、记事真伪、系年次序、版本流传等问题，主要参与的学者为杨宽、唐兰、徐中舒、缪文远、诸祖耿、郑良树、郭人民等。

第二次高潮在21世纪的头几年基本结束。

这两次高潮总体上都属于史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但是就算单纯从史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而言，这些研究还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讨论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问题，而且由于材料和证据的缺乏，很多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比如《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纵横家书》所载不同苏秦事迹的考定，在学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

即使在文学研究领域也一直没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谈了一些艺术特色和语言艺术方面的问题。

作品评价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

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

（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

“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

（北宋文学家李格非）

“六经，治世之文；《国策》，乱世之文，然有英伟气，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

（南宋理学家朱熹）

“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文章之奇足以娱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之心术”

（清代学者陆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