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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上（第5页）

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

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墨并称显学，但墨家更侧重对农业方法的创新，种地务农。

和道家更注重研究身心，人性观的形成探索，名家更注重形而上哲学思考。

荀子评论战国末年墨家、道家、名家思想：

墨家：不知道统一天下、建立等级秩序的重要性，崇尚实用，过分强调勤俭节约，而轻视等级秩序，以至于不能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异，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墨翟、宋钘就是这样的人。

道家：放纵自己的天性，安于放纵自己而无所愧疚，行为如同禽兽，不足以符合礼义而达到国家的治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它嚣、魏牟就是这样的人。

名家：不效法先王，不赞成礼义制度，却喜好钻研奇谈怪论，玩弄奇怪的文辞，说得十分入微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诡辩却没有什么用处，做的事很多却没有什么功效，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纲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惠施、邓析就是这样的人。

诸侯大夫、贵族子弟：强忍着自己的欲望和天性，用心极其深沉，行为极其孤僻，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为最高的准则，不能够与大众和谐相处、遵守等级名分；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陈仲、史鰌就是这样的人。

道家的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田齐的官办高等学府。

黄老教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是稷下学宫的一个教派。

）

崇尚法制却没有法则，轻视贤能而好自作主张，上面君王要听取他，下面社会上的人也要顺从他，整日讲述着法律条文，等到循省考察它，却脱离实际而没有着落，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确定名分（等级秩序）；然而却说得有根有据，有条有理，足以欺骗迷惑愚昧的老百姓，慎到、田骈就是这样的人。

和法家的有政治抱负的三晋法家

一是春秋时代的齐法家，一是战国时代的三晋法家，前者是与鲁儒家互补的，变法思想，总括起来讲就是“兼重礼法”

。

后者则是与先秦儒家对立的。

围绕对待“礼”

和“刑”

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轻礼义，重刑法，从中华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著者李悝，到“礼法并重、邢德并举”

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

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

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

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

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

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

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

，和汉朝的“尊儒”

，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

，或者是“实法名儒”

，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

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

法家强调的是法、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