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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上（第17页）

吴师道注本和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

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续注》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卢见曾发现梁溪高氏本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即卢氏雅雨堂刻本。

自此，姚氏本开始流行并逐渐取得《战国策》注本的正统地位。

清嘉庆年间，黄丕烈购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

，认为是梁溪高氏本。

他以此为底本进行勘校，并将重刻本列入《士礼居丛书》，为《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即“士礼居刻本”

。

至此，《战国策》两宋以来姚氏本、鲍氏本两大版本系统合流。

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刻出版此版本。

这个版本从此也成为了较为通行的印刷底本。

包括清光绪二年（1876）四川尊经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经纶元记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书室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元年（191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元年（1912）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影印本（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五年（191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锦章图书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袖珍缩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尊经书院重修本、民国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清代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对《战国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

包括张琦的《战国策释地》、顾观光《战国策编年》、吴曾祺的《战国策补注》、王念孙的《战国策杂志》，以及日本关修龄《战国策高注补正》等。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对《战国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救亡图存方面，甚至产生过颇多争议的战国策派，只有金正炜撰的《战国策补释》对高、姚、鲍、吴、黄诸家有所校正，并杂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为《战国策》作补释。

其独特之处就是省去原文，直接注解，有不少个人见解在其间。

明末天启年间，钱谦益得宋版《战国策》两部，均为姚本，因先后从梁溪（今属江苏无锡）安氏、梁溪高氏处得之，故后分别以“安氏本”

“高氏本”

称之。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高氏本”

开卷先目录、刘序，曾序在卷末，当为初刻本；“安氏本”

开卷先曾序，继之以目录、刘序，当为修订后的重刻本。

“安氏本”

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现存国家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据称为“安氏本”

影抄。

此书三十三卷，汉高诱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册。

近代所见质量较高的有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