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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九卿制度（第3页）

而内朝官，或称中朝官，包括大司马和左、右、前、后将军，尚书，以及侍中、散骑、诸吏、诸郎、博士等。

所谓内朝官或中朝官就是由皇帝直接差遣，而不专任行政职务的，与行政性质的正规官称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

三公之中以御史大夫等级最低，职能也比较模糊，一方面为丞相之副，一方面供内廷的差遣。

汉武帝之前，丞相的位高权重，连皇帝也不能不敬三分。

凡丞相进见，皇帝得离坐；丞相病重，皇帝得亲临问疾，并遣使送药；丞相死后，移归私第，皇帝车驾往吊，并赐棺，赐葬地，赐冥器等。

西汉，皇帝与丞相的冲突在武帝时达到高峰，本来汉武帝对田蚡言听计从，但田蚡得寸进尺。

《资治通鉴》记载：田蚡每次上朝奏事，奏着谈上大半天，他推荐人作官，有的位居二千石，把皇上的权利都夺了去（任命官吏是皇帝的权利），皇帝就对他说：“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打算任命官吏。”

田蚡曾请求把考工官署的土地拨给他以扩建私宅，武帝发怒：“你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

从此之后田蚡才稍稍收敛。

由于丞相权位太重，威胁了皇权，皇帝很不放心，所以自武帝以后，章奏的拆读与审议，转归尚书台（令），从此之后，丞相、太尉虽然都是政权的负责人，但实际权利已向尚书台。

丞相有过失，由尚书问状弹劾。

相对于秦朝，官员职能变化最大的当属御史大夫了，汉文帝时下诏：“制诏御史，其除肉刑。”

从此，御史大夫成为全国最高的监察官。

西汉时的中央官制改革集中在汉武帝时期。

这次改革始于与太皇太后对抗时期，是以政治斗争为目的的变革，是被史家称为“大一统”

一揽子改革的一部分。

汉武帝的改革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突出了皇权，削弱了（丞）相权，把中央官员分为内外朝更加强了中央机构为皇帝服务的职能。

至此之后，除前文所述哀帝，成帝对太尉和丞相的名称变更外，再无值得一谈之事。

西汉末年，王莽相继为大司马、尚书令，逐渐掌握了实权，后自立为帝，国号新。

王莽不以国号“新”

为理念，九卿的名字全以《尚书》的文章为准。

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还有，“光禄勋”

等改为六监。

就连百官、宫室、郡县都换了名称。

但这些仅仅都是“托古改字”

而已，同“托古改制”

是不一样的，换汤不换药。

东汉从刘秀称帝起到曹丕废掉献帝共197年，其中以光武、明、章三帝时期为短暂兴盛，而后东汉历经外戚、宦官之祸，少数民族叛乱到黄巾起义，到最后所谓三国诸侯割据时代，一直是内乱不已。

所以东汉在前期基本继承西汉官制略有改革，而在中后期则因内乱的局面而逐步抬升了军事官职的地位，也有几人以文官而称雄于世。

光武帝即位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27年后才改大司马为太尉，并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

字去掉，称司徒，司空。

司空的职能已经从往日的监察“改行”

去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

。

东汉光武帝在对皇权的加强上，比起西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武帝亲政时，扩大尚书台的权利，职无不统。

《通考·职官考》云：“至后汉，则（尚书）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

三公被架空，只有议事功能，没有实际权利，以后尚书台成为东汉时期的决策机构，国家中央权利全部集中在皇帝的宫廷办公厅内，且三公往往因小事而被辞退，三公地位逐步降低。

最明显的就是（大）司徒，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丞相，再也没有西汉时期当皇帝上宾的好运气。

如韩歆为司徒，因好直言，无所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忍，把他免官，遣归乡里，并下诏责之。

韩歆惶恐不安，与其子婴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