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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7页）

（《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对刘知几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

通过把握学术活动过程的源流变革，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更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

……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

“《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

“从《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

（《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

学术研究

唐宋

在该书的撰写过程中，该书已经开始流传，但是，赞赏者不多，质疑者不少，刘知几还专门写了一篇《释蒙》来为自己进行辩解。

《释蒙》其文已佚，所以不知道当时人为何对《史通》作何批评，亦不知刘知几如何应对的。

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刘知几去世后，唐明皇令人抄写其《史通》进呈，读后大为赞赏；“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

3171然该书问世伊始虽已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和同时代史家徐坚的认可及褒扬，但在复古崇经之风盛行的中晚唐很少有人提及其书，好像并未大行于世、广泛流传，至少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说明其大受欢迎。

其主要原因概为《史通》的《疑古》与《惑经》两篇对儒家经典和圣贤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史通》一书对《尚书》《春秋》所载圣君贤臣的事迹大胆质疑，对孔子修史的某些做法也大加批判。

这让后世特别是唐宋时期的一些文史学者极为不满。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学者柳璨撰《史通析微》（又名《柳氏释史》）一书，该书是最早专门评论《史通》的著作，今已不存。

但据两唐书《柳璨传》可知柳璨在书中批评《史通》对先贤经史多有指摘，评价失当。

北宋孙何著有《驳史通》“若干篇”

，今已经不存。

这些指责，虽然只是针对《史通》的部分篇章的某些问题，但措辞严厉，对《史通》的整体评价，对唐宋时人对《史通》的接受或与一定影响。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的学者多从经学的角度对《史通》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指摘。

《史通》一书从宋至明，少人问津，论者不多。

正如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序》所言：“昔人以其诋诃前贤，语伤刻核，而《疑古》《惑经》诸篇，尤为世所诟病，故其书始成，传习者少，而讹脱者亦甚。”

明清

明清时期是《史通》整理、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

明代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陆深《史通会要》3卷，李维祯、郭延年《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故》20卷。

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黄叔琳《史通训故补》20卷，浦起龙《史通通释》20卷、纪昀《史通削繁》4卷。

民国到当代

民国以后至当代，从史学的角度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

这些研究成果或以传统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现，或以生动活泼的人物传记形式呈之，持论公允、认识深刻。

大致如下：

对《史通》进行校注或笺证的相关成果颇多。

199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其书正文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的《史通通释》为底本，体例大致为先对正文作注释，然后辅以作者说明，同时个别章节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前人研究成果。

共作注解6300余条，校勘记约有2200余事，100余万字，是当代《史通》文献校注方面的代表之作。

在赵吕甫之前，另有数家。

陈汉章为浦起龙《史通通释》作《史通补释》，其书被柳诒征赞曰：“钩稽事实，疏通证明”

，“以唐事证《疑古》篇之说，使子玄文外微旨昭然若揭。”

杨明照于陈汉章后又作《史通通释补》。

程千帆在陈、杨等人的基础之上又兼采诸家之说将卢召弓、孙星如等所为校勘记汇为一编，作《史通笺记》。

程千帆以后有张振佩作《史通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