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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6页）

若乃宣、僖浮政，共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共恶存乎楚赋”

岣219话，肯定了《诗》，《骚》的价值。

在本书里，不仅从史传文角度批判了长期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了骈文的体制，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本书虽仍用骈文所写，并未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其所沦，则颇能命中要害，

关于《史通》的优点，《郭延年序》（见《史通通释冷）说：“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慨慷”

，黄叔琳说它“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

（《史通·黄叔琳序》）都给予很高评价。

它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

清代桐城派所讲的“古文义法”

，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即用本书方式以论文。

但此书究为论史之作，对语言艺术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如志怪小说，横加非议，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不足之处

该书也存在着诸多缺点。

如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不注重史书表志的作用；不能完全“直笔”

；轻蔑敌视农民起义等等，表明了作者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

《史通》对史书体裁的看法，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说的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亦不够全面。

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致要求以生动的客观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

后世影响

《史通》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上，它第一次总结了史书的编撰体例，并论述了编撰史书的方法和技巧。

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史部五七四库全书精华体。

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缺点进行评述；并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等，作了透彻的分析。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断限等十多种问题，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史通》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经验，批评各史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反对骈文入史和因袭古人词句的做法，提倡用“当世口语”

撰史。

这些主张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关于史官制度，在《史官建置》、《辨职》、《忤时》诸篇中，论述了历代史官建制的沿革，史官的职责，以及唐代官修史书的弊端。

《史通》还主张对当时各“杂史”

区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并提出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的作史原则。

此外，《史通》还论述了关于史学工作的问题。

它把史学工作分为三个等第，并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

的论点。

“三长”

之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唐人徐坚认为，为史者应将《史通》置于座右。

明、清以来，《史通》流传渐广，注、释、评、续者往往有之，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

作品评价

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

……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抵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

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

（《中国史学史论集（二）》）对刘知几及《史通》作追本溯源的研究，有利于分清和了解《史通》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肯平和地对其进行学术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