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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18页）

作品价值

借鉴价值

《通鉴》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司马光创作《通鉴》的目标极为明确，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正道，要为统治者总结历史得失成败，帮助宋代君主更好地继续统治。

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强化了政治方面的内容，总结政治管理经验，重视礼制和民生，分析用人和用权，讲究权变和平衡，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执政参考书。

历代执政者、名臣、学者都非常重视《资政》这部书，从中汲取政治营养。

对于普通人，我们可以从《通鉴》中学习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

虽然时代不断变迁，但像诚信、宽容等基本价值是永恒不变的。

《通鉴》中的诸多历史真实故事会使我们对于现实生活有更深刻的领悟。

学术价值

司马光是一个集政治、思想、学术于一身的大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善于选人用人，创作了学术巨著《通鉴》，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史学来说，《通鉴》含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创造了「通鉴学」；对文献学来说，司马光等提出的制作丛目、考异等方法，具有独创性；对文学来说，《通鉴》叙事逻辑严谨，善于营造气氛，遣词造句准确；对理学来说，《通鉴》中的重要思想推动宋明理学的发展；对政治学来说，《通鉴》中的史论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管理功能。

作品评价

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梁启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温公亦伟人哉！

陈寅格：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作品版本

《资治通鉴》于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撰进后，次年重行校订，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由国子监付杭州镂板，元祐七年（1092年）即造毕工，此乃《通鉴》刊刻之始。

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校余杂记》认为北宋时「杭本之外别有监本」，对此，高振铎《<通鉴>北宋「监本」辨》指出，章氏所谓监本与杭本实属同一，即国子监奏敕付梓于杭州者，版成旋即运还开封庋藏。

北宋本《通鉴》已不复得见，今存最早为绍兴三年（1133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另有诸种南宋建安坊刻本，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魏天祐覆鹄山书院本、旧称元兴文署刻胡三省音注本（详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孔天胤刻白文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吴勉学刻本、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胡克家影元刊胡注本等，俱臻佳善。

相关注本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认为《通鉴》的正统观念不强，诸葛亮出师讨贼却被书为「入寇」，且《通鉴》全书有294卷约300万字，部头太大，实在是很难读完，司马光就曾表示《通鉴》成后当时只王胜之一人阅读过一遍，其余的人未及数卷，便觉欠伸。

于是朱熹就依据《资治通鉴》删繁就简，「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将294卷的内容缩编成59卷的《资治通鉴纲目》，适合初学者入门。

创作体例方面，《纲目》继承了《通鉴》编年的记事方式，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的时间顺序，依次著录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事件。

内容方面，基本上承袭了《通鉴》，著录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一千多年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实基本相同。

两书在时间跨度上完全一致，并无增减。

两书著录历史事实所采用的史料也基本相同。

两书对历史事实的评价上，两书都沿用了以往史书的做法。

《通鉴》中的「臣光曰」部分就是司马光的史论部分，用以评价历史事实，发表自己的见解。

《纲目》中也有如「胡氏曰」「范氏曰」的地方，是朱子用来发表见解，评价历史的。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

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30卷，从音韵、训诂和地理考据等多方面注释《通鉴》。

此书虽确有诸多可商议之处，但仍可成为阅读《通鉴》的良好辅助，并为后世提供借鉴。

胡三省虽然在《通鉴释文辨误》一书里纠正了史炤的很多错误，甚至「辨误」一书本身即为纠正史炤的「释文」而作，但「通鉴胡注」还是大量地把史炤的旧注文当作重要的前人成果之一来加以引用。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