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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淳之治（第3页）

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

，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

，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改革纸币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

，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

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

“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

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

，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

宋孝宗在位时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

。

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

为名，额外征收2。

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

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

1。

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发展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

，“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

，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

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

、苏辙“文定”

，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

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

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