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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等人制（第4页）

民族史学家白翠琴指出，元朝政府虽然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亦指出利用特权的只是贵族阶级，在元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一样会被统治者压迫剥削，而从文献中也屡见蒙古人被贩卖当奴隶的记载，加上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子女为驱的现象亦有所发生。

中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元朝政府虽然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

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蒙思明指出，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借参用各方力量以实现对其他“种族”

的牵制，削减被征服者的反抗力，以保持其既得权利。

杨志玖认为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人不放心，重视和利用色目人的管理才能和兵力统治、镇压汉人，实行的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分化政策，引起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萧启庆在《西域人与元初政治》一书中指出，借重西域人的力量牵制压抑汉族。

他认为这一政策引起汉族的反感，是导致元代短命的一个主要原因。

蔡凤林认为，元朝统治者不能平等对待元朝境内各民族的思想根源是蒙古贵族的文化属性和双重政治认同。

而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是因为蒙古人与色目人在文化上更为相似，蒙古军队在其征服战争中得到过色目各族的军事援助。

吴风霞指出元代实行“四等人”

制度的政治目的有二：防范其他民族的反抗，维护蒙古民族绝对的优越地位；一面联合各族上层为其统治服务，一面又实行民族分化，有意造成民族问的不平等，使其互相钳制。

《中国通史1》：元朝统治者公开地、毫不掩饰地把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

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不同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极不平等。

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拥有多种民族特权，从而保证了蒙古贵族优越的社会地位，防止了民族的被同化。

元王朝也因此显示出比辽、金等王朝更为浓烈的民族色彩，对各族人民实行着残酷的民族压迫。

元朝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

它既不同于辽朝的“国制”

、汉制两个系统并行，也不同于金朝迁都燕京后的全用汉制。

元朝制度基本上沿袭金、宋的旧制，但同时也保存了蒙古的某些旧制，加以变改，并且在政治、军事、法律、科举、学校等各方面都贯穿着民族等级制的民族压迫的原则，从而使元朝制度又带有许多新特点。

《中国通史2》：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

蒙古人为“国族”

。

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以及高丽人等。

南人又称蛮子，指原南宋辖下的各族。

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

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

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剑桥中国史》：色目人是蒙古国法律上承认的第二等人。

随着蒙古人对北部中国的兼并和其后对整个中国的占领，又在法律上出现了另外两等人。

在蒙古人统治下，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划分在范围上有了定义并被宣布为永久性的，这是在以往征服者的统治下都未曾有过的。

“四等人制”

概念的形成，是由于以往研究将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对不同人群的规定加以简单概括总结，缺乏动态的、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详细考察导致的。

这种过度概括无法准确反映历史的复杂性。

近年各种新说法从各个角度对这一概念的修正，使得元朝的族群关系、用人政策等问题更为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