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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兵部 下（第1页）

明仁宗即位之后，准备还都南京，故命所有在北京的政府机构加“行在”

字。

宣德三年（1428年），再次废除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正统六年（1442年），复建五府，无“行在”

字。

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

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

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九世枢（袁可立子），由官生初授詹事府录事，次任南京都督府后军都事。”

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简称北京行都督府，设置于永乐元年（1403年），是朱棣正式定都北京之前的一个地方性的临时军事机构，前身为北京都司，但在其设立之后，为了凸显出北京独特的政治地位，及调遣军队完成对北京城的扩建，其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规模设置上，都超过了一般的都司设置。

但北京行都督府，始终只是一个地方级的军事机构，且存在时间比较短暂。

这一阶段，南北五军都督府的地位也有区别。

首先，南北都督府的辖区不同。

自永乐始，由于营建北京、北征蒙古等事宜，朱棣将大批的南京军队调往北京等地“照得南京各卫所军伍俱自永乐年间分调，所存者十无三四。”

[15][16]在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行在五军都督府继承原来五军都督府的大部分所属都司、卫所，而南京五军都督府主要管辖南京地区的卫所。

其次，两者之间属于隶属关系，即南京各府相对应的隶属于北京五军都督府。

正统之后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发生的土木之变，无疑是继蓝玉案、靖难之役之后，又一次对五军都督府发展变化带来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

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一批重要的公侯都督官，在土木之变中阵亡。

英宗被俘，随行的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左都督梁成、都督同知王贵等人均阵亡。

十月，也先进攻北京，后军右都督武兴与也先军战于彰义门，中流矢死。

这批重要军职人员的损失，对当时及之后的政治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土木之变后，由于重要武臣的丧生，使得五军都督府无法成为承担京师防御战的领导者，从而直接导致以于谦为主的兵部变成主导，进而为之后的五军都督府、兵部的军权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这些武臣的阵亡，加快了永乐之后军事贵族集团的衰落。

其二，以于谦为代表的兵部，地位迅速上升。

总督军务、掌握兵戎、总兵之权，实际上都是之前五军都督府所掌握的军队的管理权和指挥权，现在均由于谦一人掌握。

且在此之后于谦与石亨共同主导京营军队的改制，将五军、神机、三千等营，抽调精军十五万，分十营团操，称“团营”

，与先前京营的管理上只设置宦官、武臣进行掌管有所不同，在团营的管理上，增设兵部尚书或都御使提督营务。

由于高度集中的军事权力，于谦在军队中威望甚重，“平日军务悉凭节制，自总兵而下莫不箱口结舌以依从，俛首帖耳以听服”

。

自土木之变以后的景泰时期，于谦实际掌握兵部的军政权、五军都督府的军队指挥、管理权。

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兵部，在夺门之变以后，于谦被害，但从他开始的兵部权力上升，五军都督府职权益衰微，却成为历史趋势，直到明亡。

到明朝末年，都司卫所任命官员连呈送五军都督府的步骤都直接省去，这使五军都督府彻底丧失了武将官员的选拔任命权。

军队操练和军情声息之事，明后期的五军都督府也是无权干预的。

因为操练军队、军情声息由各地的巡抚、总兵以及他们的下级将领负责。

他们与五军都督府没有上下级关系，不需要向五军都督府报告，而直接向他们的上级总督或朝廷报告情况。

机构设置

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军事系统的官员在设置之初品级大都高于文官系统，“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军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