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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下（第2页）

曹操禁内学（谶纬），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

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

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

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

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

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史学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

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

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

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

《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

《三国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

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书的不足。

《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思想

魏晋玄学强调“有生于无”

，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

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

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

裴頠（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

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对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

，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

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

《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

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

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

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

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

《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

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子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

《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多数学者认为，魏晋间人聚敛缀合秦汉典籍，又附益纬书、佛典之说，成此《列子》八篇。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东汉和魏初，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

魏晋间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260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

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