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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第4页）

中，“史识”

最重要，“史才”

次之，“史学”

再次之。

这一说法的提出，既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史馆的弊端，又为史家加强自身修养提出了具体标准，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因此这个理论在当时就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也对后世的史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主张史家著述应当尊重史实，秉笔实录。

刘知几指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所谓实录、直书，就是不虚美，不掩恶，美恶必、书，如实地记载史实。

对于那些敢于直书的史家，刘知几热情地加以赞扬，他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史通·直书》）而对那些“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籍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的史家，刘知几痛斥他们“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史通·直书》）。

因为史书的作用是“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惩恶劝善，永肃将来”

，所以只有真实记录历史，才能发挥其作用。

第三，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刘知几总结了唐以前的史书编纂方法，认为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六家和二体。

而《左传》的编年体和《汉书》的断代纪传体渐成主流。

而史家往往“各相矜尚”

，对自己所采用的体裁大加赞赏，而对另一种体裁则加以贬抑。

刘知几则是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长处与不足。

他说，编年体史书记事明晰，“_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

。

然而编年体记载人物详略不均，“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

而纪传体长处是能包罗万象，“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

它的短处是，同一事件常在许多人的传中重复出现，既过于断续，也难分先后。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两者“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

第四，重视历史的社会教育作用。

刘知几在《史官建置》中，论述了没官修史的重要性。

他认为，史书的作用，不仅仅是能“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

，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活着的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