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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七（第2页）

有的书坊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刷工匠，并聘人编辑新书，印刷出售。

还有的坊肆主人本身就是藏书家，而且兼事编撰、刻印、售卖业务，集编撰、出版、发行于一坊一肆之中。

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刻既有文人学子必需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也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

其中的诗歌、小说、评话等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杭州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刻本。

随着南宋刻书出版业的兴盛发达，刻书地点遍及全国。

宿白曾对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种南宋著名的私家书目著录的刻本书的刊印地点做过统计，晁、尤二目著录的刊地合计不足20，赵目超过30，陈目更超过60。

《直斋书录解题》共著录图书3096种，标有刊地的175种版本仅占其中的5%强，统计出这60余个刊地，已遍布南方大部分路、州。

张秀民考得南宋刻书之地近200处，在《南宋刻书地域表》中列有183处。

两浙路的刻书出版业非常繁盛，这与该地区的地位密切相关的。

两浙地区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南宋都城临安有刻书的传统，而且质量上乘，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

宋室南迁杭州之后，大批刻书工匠南迁。

宿白统计，大约孝宗以后，约12世纪末叶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时，使用了160余人的刊工。

而同时，绍兴府刊刻分量较多的《毛诗正义》用了30多人的刊工，湖州刊刻版数差不多的《北山小集》用了27人。

[498]两浙地方刻书地区有临安和绍兴、吴兴、台州、衢州、婺州、明州、平江府、镇江府、湖州、严州、台州、象山、余姚、括苍等。

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府、军的所在地，也有偏僻的小县。

南宋时期刻书出版在两浙地区得到普遍发展。

史学

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

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64]南宋时期的当代史编修，盛极一时，无不具有纪实与求真之品格，从史学体例之完善、史学思想之深邃，或综合编撰、评论多方面成绩而论，此一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丰盛期。

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

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南宋学传统中也有以崇高的精神指向、博大的人文关怀探究“义理”

的倾向，历史学理念中有浓郁的理学色彩。

与此同时，传统史学中重史料、重证据、重调查的有益成分以及通过对历史典籍、制度文化的考释、辨伪来确定历史事实的观念并未就此而淡化，郑樵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这种史学观念主导下促成的。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以作此观。

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王称的《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

其中《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开创了以记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

它的史料基础是《资治通鉴》。

因为《通鉴纪事本末》是改写本，并没有采用新的史料，所以在史料价值上有所欠缺。

但《通鉴纪事本末》并不是照抄照搬《资治通鉴》，而是通过补充细节，用自己的话概括历史事件和删除细节等改写来进行叙事、《通鉴纪事本末》作为开创性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对后来的史书的编写体例起了示范作用，如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其次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也是受了其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他的史学经历理学化的过程，理学化的史学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以前的理学家相比较，朱熹在史学领域内做了大量的工作，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史学著作。

这两本书在宋代史学史上是重要的历史著作。

朱熹和吕祖谦的争论、朱熹和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论，涉及对史学社会功能的看法，也涉及对历史过程的看法。

朱熹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说明天理支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