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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七（第3页）

朱熹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说明天理支配历史。

在内容上，所《资治通鉴纲目》与《资治通鉴》著录的基本史实大都相同，但是朱熹在精简内容时又有所增改。

在体例上，朱熹为了使史书更简明扼要，特融合各史书体裁创造了新的史书体裁——纲目体，对史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还亲写了详细的《纲目凡例》，更是意义非凡。

思想上，朱熹不赞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模糊的正统观念，他特地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对正统名分做了强调，并订立了一系列的标准，申明正统。

朱熹的正统观念作为一代人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巨大。

朱熹之后，陈均等史家继承和发展朱熹所创的纲目体体例，开创了纲目体本朝史，并相继编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贯通两宋十三朝历史的纲目体本朝史。

而王称的《东都事略》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北宋一代历史的著作，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它开北宋历史研究的一代先河，奠定了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又是一家独断之学，比成于众手的官修史书，更具有比较紧密的内在逻辑性，同时，对历史的认识有更多深刻见地；其作为本朝人记本朝事的当代史，体现了其不凡的史学见识和史学才能、敏锐的政治头脑、仗气直书的胆魄和献身史学的热情。

而中国史学史上，象《东都事略》这样一百三十卷的当代史屈指可数。

南宋产生了很多以北宋历史为内容的著作。

但采用纪传体的仅《东都事略》一书，因为在内容编排上不仅要有逻辑性，而且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东都事略》并不拘泥于纪传体已有的程式，是灵活运用纪传体的典范。

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读史管见》、《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

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

赵秉文就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

在记录宋朝历史的著作中，除了纪传体的《东都事略》外，仿照《通鉴》体例而续编修书人很多。

其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孝宗年间修成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是成为研究北宋历史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长编》取材广博，而所引之书中多有亡佚，所以在《长编》中保存的佚书史料研究北宋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南宋叶适对此推崇备至，他说：“李氏《续通鉴》，《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今唯《续通鉴为然耳。

故余谓《春秋》之后，才有此书，信之所聚也”

（《水心集》卷12）。

《长编》是继承并发展了《通鉴考异》的优良传统。

司马光在编著《通鉴》时，遇到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就在《考异》中胪列异同，说明自己采择的依据和理由。

李焘撰修《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取舍谨慎，考证详密，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编年体著作还有专门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后来还出现了收录以上几种史书内容的《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为集大成者。

书法

南宋书法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成就不甚突出，无论是与北宋绚烂的“尚意”

书风相比，还是与“复古”

书风大兴的元朝相比，南宋书法都缺少鲜明的时代书风和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像陆游这样独出新意的书家凤毛麟角，对苏、黄、米、蔡书风的竞相模仿成为贯穿南宋书法的主线，如以赵令时、吴琚为代表的学米派。

南宋延续北宋“尚意”

的书风，书法成就更多地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面。

很多名人的书简文稿都是书法艺术的佳作。

但南宋偏安一隅，天下有识之士充满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忧虑，不能倾情于书法，所以有名家而无大家。

南宋书法历史中，赵构是一位绕不开的主要人物。

他一生醉情于翰墨，倡导书法“复古”

，借助古人的法规改变了南宋初期书坛低迷的状况。

在他的倡导下，南宋书坛成功开启“书法复古”

之风，书法上的实践和理论也都影响着主流书法的发展，甚至贯穿整个南宋书法发展历程在书法实践上，他临习各家所长，大力倡导书学活动，以学黄、学米、学唐人等作为上溯“二王”

书法的阶梯，堪称全面学习传统技法的代表，晚年最终在“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