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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十一（第4页）

以道学之禁为外衣，开始了政治上对政敌的打击。

韩党将道学定为“伪学”

，遂尽黜“伪学”

，尽逐“逆党”

，操纵台谏，朝堂之上尽是韩侂胄的党羽。

这种风气也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科举考试，波及众多士人，他们唯恐谈及道学，引火烧身，这种现象对学术的打击是巨大的，此前宽松的学术氛围受到了冲击，思想文化正常向前发展的轨道严重扭曲，对于当时的举人士子来说，道学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学问，而与此带来的是思想上更加束缚，更需要和朝政紧密相连，赞扬朝政，而不是脱离这一切独立发展。

在理学的官学化过程中，宁宗就通过定为官方读本、赐谥等手段显露端倪。

当理学的官学化最终在理宗朝完成后，这一学说再一次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之后贾似道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利益相诱，成功地解决了太学生的抗议活动，太学生思想的萎靡可见于眼前。

在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庆元党禁和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这两件事彻底颠覆了士人的思想观念，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反差。

正是官方确定了这一学说，才使得宋末朱学人士高谈义理，讳言事功，在内心世界构建了用义理交汇而成的理想国，提不出更多的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这与时代格格不入。

南宋中后期的士大夫经过理学的熏染，其内心深处已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世界。

他们认为，只要“修身齐家”

，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而人人做到“正心诚意”

，天下就会大治。

所以当下要做的就是修身养性，探究义理之学，这样的思想在南宋中后期占据了主流位置。

他们不屑于政事，不谈如何拯救国家，在国家危亡之际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措施。

只有沉浸在高尚的道德世界中，认为唯有如此，国家才不至于危亡，以此来迷惑世人的双眼。

这种错误的逻辑使一些治国措施未能及时有效地提出。

他们讳言事功，指责那些提出具体治国措施的大臣，以攻击他人为快，认为唯有如此，才符合他们内心的理想道德观念。

指责他人举措的同时自己又无能为力，逐渐地向义理靠拢，与时势相背离，且越走越远。

在临安城被攻克之前，朝堂之上还弥漫着无休止的清议之风。

误国误民，南宋朝的灭亡和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据当代中国学者研究，南宋理、度两朝取进士近万人，其中在宋元交替之际事迹较明者有三百二十八人，大约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蒙古亡宋前后以身殉国者，有七十一人，占21。

65％；第二类是人元后隐遁不仕者，有一百七十四人，占53。

05％。

这两类人相加共计二百四十五人，占74。

7％，为总数的三分之二强。

他们中有血战牺牲者，有被俘不屈，从容就义者，有不甘家国沦丧而自绝者，更多的是宁甘冻馁颠沛而决计终老山林者。

第三类士人，即归降和出仕元朝者有八十三人，占25。

3％。

这表明，宋代士风尽管一向存有苟且、华靡之习气，南宋又添伪道学之士的空泛迂阔风气，但总体上说，自宋兴七十年始，经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重操守、崇道义、尚廉直、讲忠信的优良士风是占主导地位的。